由《证据的叹息》看犯罪“故意”问题
——由余英与杨英之间的伤害案说起

杨德寿/郑州怡龙律师事务所


摘要：一起发生在两个好朋友之间的伤害案一波三折，甚至引起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关注。然而，无论从一、二审法院的审理还是从《今日说法：证据的叹息》的讨论，都未涉及到本案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故意”问题。法律上的“故意”不能脱离行为人所能预见到的后果而孤立地进行解释，“故意推”不等于“故意推倒”，更不等于“故意伤害”。此外，本文附带提到有关司法机关执法人员的素质问题，并对这一问题表示忧虑。
关键词：故意，故意推，故意推倒，故意伤害，证据。

一、概述
中央电视台近期《今日说法》分两期报道一起案例《证据的叹息》。就该案件本身所涉及的刑法理论问题、民法理论问题以及司法人员的素质问题，不能不引起本人的深思和忧虑。为了更清楚地就本案展开讨论，作者不得不花费较多的笔墨将本案事情发生的结果（因过程有争议）、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以及两级法院审理过程中对这些证据的态度以及判决结果等交待如下：

二、本案之伤害结果、以及一、二审刑事诉讼过程①
四川省阆中市的余英和杨英原是好朋友，1999年11月8日中午，杨英路经余英的小卖部时说自己还没吃早饭，想向余英借点钱，正好杨英以前买过9元钱的鸡蛋送给余英，所以余英说你不用借，我把鸡蛋钱还给你就是了，并拿出了10块钱给杨英。而杨英只要9块，不要10块，余英说多1块钱没关系，不用那么客气，二人就这样相互谦让着。突然，杨英从小卖部的台阶上摔了下来。余英和丈夫赶紧叫了一辆三轮车将杨英送到了阆中市人民医院。经诊断，杨英右腿粉碎性骨折，需住院治疗。
杨英入院时身上没有钱，父母也去了外地，她便请求余英夫妇先垫付医药费。余英夫妇向杨英伸出了援助之手。后来，因支付不起医药费，余英欲将摔伤的杨英转到另一所医院，杨英也写了转院申请。申请的第一行写道：我因不慎跌伤到医院治疗。就在余英夫妇将杨英转到另一家医院的同时，杨英的父母也回来了。而本想松口气的余英夫妇，此时却听到了令他们震惊的消息，杨英四处散布自己是被开小卖部的余英故意推倒的。
之后，余英夫妇一气之下将杨英告上法庭，要求杨英偿还为其垫付的医药费2500元。从此，双方在是好人好事还是故意推伤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执，为此反目成仇。2001年，杨英以被余英故意推伤为由向公安局报案。2001年11月，阆中市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将余英起诉到阆中市人民法院。检察院认为此案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案发时的真相，但他们收集的三个间接证据已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足以证明杨英是被余英推倒致伤的。这三个间接证据是：1、杨英的原始病例；2、与杨英住在同一个病室的邢邵阳、李兰英夫妇的证言；3、医院的护士李逾的证言。
原始病历上有杨英入院前两小时被他人推倒的记录，但记者又在另一份病例上看到了杨英是因不慎摔倒而住院的，而且这两份病例都是同一个医生写的。这位医生在一份调查笔录中说，杨英说话很反复，一次说是被人推倒的，一次又说是自己摔倒的。邢邵阳、李兰英夫妇的证言，他们证明杨英写的那份自己不小心摔倒与他人无关的说明，是被余英逼着写的，而余英的律师赵刚却说这是一份伪证，调查显示这对夫妇接受了杨英的钱物。护士李逾的证言证实，她去看杨英的时候，杨英向她哭诉，说是余英把她推倒在地。李逾的证言也是通过杨英口述得来的。记者曾意外得到一份李逾亲笔写的书面声明。李逾写到，我对这件事根本不清楚，派出所取证时，我差不多每句都用了估计或可能之类的话，但取证人员根本没有将这些字写上去。因我和余英关系不好，所以取证人员坚持没写估计之类的话时，我也没有深究便签了字。
就在检察机关提交的这些间接证据倍受置疑的情况下，余英的辩护律师赵刚却说当时有两个人目击了事发的全过程，并已做了书面证言。一个目击者是民工岳中伟，另一个是审计局干部官承权。由于岳中伟到外地打工去了，记者没能采访到他。只在对岳中伟的调查笔录中看到了这样的话：我经过大门口时，听到一个女的说我只要9元，不要10元。说着就往下退，退了两个坎坎一屁股就倒下去了。当时岳中伟停留在大门口处，对面十几米远就是事发现场。余英家的小卖部按理说应该能看得很清楚，但这份证言竟未被采信。对此，阆中市人民检察院的理由是该笔录的调查人与本案无关，他们既不是本案的辩护人，也不是本案的其他人员。
官承权在调查笔录中这样说到：事发那天中午，我吃过午饭后在阳台上洗碗，听到外面两个女的说话。我看到柜台里的那个女的给柜台外的这个女的拿了一张钱，然后柜台外的那个女的就要离开，她转身向右向下走，脚一下子就崴了绊倒了。而且，官承权很肯定地说，是杨英自己脚踩滑了绊了的。针对官承权的证言，公安机关带着摄像机进行了现场试验，亲自到官承权家的阳台上，把镜头对准余英家的小卖部，但当时摄像却看不到小卖部中的情形，而官承权一再保证所说属实。原来，事情发生后，余英将自家的雨棚加长了约1米，而电力部门也在小卖部的右前方新栽了一根电线杆。为此，记者让余英将新加长的雨棚拆下来，在拆之前记者把摄像机架在了官承权家的阳台上。而记者就站在官承权当时所在的位置上。随着雨棚一片片地拆除，原先被新加长的雨棚遮挡住的小卖部的柜台露了出来，记者能清楚地看到柜台旁人的活动情况。而旁边的那根电线杆确实挡住了记者向下看的部分视线，然而官承权的证言法院最终也没有采信，原因是案卷里面有一份现场试验笔录，而且并没有涉及到电线杆等问题。
2002年1月，阆中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余英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而法院所依据的就是前述的三个间接证据。法院的人说，他们根据被害人(杨英)的陈述去调查了病房的医生、护士，他们和被害人(杨英)所说的一致，那么这些间接证据就印证了被害人杨英所说的是事实，当时就认定了被告人(余英)的行为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余英不服提起上诉，2002年6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判决余英犯过失致人重伤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两年。判决书认定，余英和杨英为给付鸡蛋钱在推让过程中，余英应当预见自家商店外的梯坎窄小，可能致杨英摔倒的后果。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杨英右腿重伤，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二审法院所依据的仍旧是那几个间接证据，只是在定性的认识上，二审和一审产生了分歧，要认定是余英推倒的话，从证据上来看，二审觉得还欠缺。因为考虑她们两个平时关系较好，反映不出她们两个有矛盾激化。所以从这点考虑，余英较符合过失致人重伤。

三、导致杨英受到伤害的几种可能以及责任承担问题
1、杨英是被余英故意推倒后受到的伤害。
此种情况下，余英已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客观上杨英也受到了伤害，并且其伤害是由余英故意“推”的行为所造成，余英的故意行为与杨英的伤害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加害人余英是否构成犯罪？
刑法理论上，主观上的“故意”不能脱离行为人所预见到的后果而孤立地进行解释。比如，故意杀人要求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能够造成他人“死亡”的后果是明知的，对于这种结果，行为人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态度。相应地，故意伤害则要求行为人对对自己的行为能够造成他人“伤害”的后果是明知的，对于伤害的后果，行为人持积极追求或放任的态度。
就本案而言，既便余英明知她的行为能够造成杨英“摔倒”的后果，但这种后果是不足引起杨英更严重的“伤害”后果。“推倒”和“伤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除此之外，余英既便故意推了杨英，也只能说明余英具有“推”杨英的故意，仍不能证明余英有“推倒”杨英的故意，这要看余英在隔着一个柜台的情况下，离杨英还有多远的距离，这个距离将决定余英推杨英的力度；另外，还得考虑台阶距小卖部柜台的距离以及这个台阶的高度，这种现场条件将决定杨英在被推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摔倒。
为查清案件事实，我们还有必要弄清当时发生的一些细节：余英在给杨英钱的时候，余英是怎么给的？是往杨英手上塞还是往口袋里装？杨英收到这拾元钱没有？如果收到，她是如何收到的？杨英说余英推了她，那么余英是怎么推她的？是用拿钱的手还是未拿钱的手？余英推了杨英身上的那个部位？如果余英是用拿钱的手“推”杨英，是否就可以认定余英的“推”就是“推”而不是往杨英的口袋里“塞钱”？对这些过程的详细调查对分析双方陈述的真实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因为说谎的人是不可能将事件的细节编排得十分圆满的。
要证明余英是故意伤害了杨英，除了杨英在客观上受到了伤害，且这种伤害与余英的行为有因果关系，还必须证明余英有“伤害”杨英的故意。这种故意是一种主观目的，只能从加害人的主观动机和已发生的事件上进行分析。从双方原先是要好的朋友关系来看，余英不可能有伤害杨英的动机，假定有足够的已知事件证明余英“故意”推了杨英，我们还要考虑余英推杨英的力度有多大，这种力度能否导致杨英摔倒，摔倒后是否一定造成杨英粉碎性骨折或其它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伤害后果。如果能，余英构成故意伤害是可以认定的。杨英的伤害后果与其当时受到伤害的现场条件密不可分，假如小卖部前面的台阶比较高，人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摔下去，通常是会受到伤害的。这时，如果余英推杨英的力度足以使其从台阶上摔下去，认定余英故意伤害杨英是可以成立的；如果那个台阶下面是万长深渊，认定余英故意杀人也能成立。因此，既便余英是故意推杨英的，但就本案的现场条件而言，绝对不能认定余英有伤害杨英的故意。相应地，认定余英构成故意伤害罪也是错误地。
那么，这种情况下余英是否就没有任何责任了，不是的。尽管余英无需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她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因侵权给杨英造成的损害赔偿责任。
2、杨英的伤害是与余英相互推让的情况下摔倒造成
此种情况下，因双方均不存在伤害对方的故意，因而不存在刑事责任问题。应当说，这是一种双方均有过错的侵权行为。对于杨英受到的伤害，双方应当分担这种伤害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失。
3、杨英的伤害是在自己不小心的情况下摔倒造成。
在此情况下，杨英的摔倒是由自己的不小心造成，因而不属于侵权行为。余英对杨英的伤害不应承担任何责任，虽然余英家小买部前有一台阶，但这个台阶的设置并无不当。一般人不需要做过份的注意完全可以避免“摔倒”后果的发生，更不会发生“伤害”的后果。因此，作为受害人的杨英只好自认倒霉，自行承担所受伤害而造成的损失。

四、本案刑事追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本案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存在的最严重问题并不象《今日说法》讨论的那样是《证据的叹息》问题，而是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关于“伤害”的故意问题。作者认为，本案应该首先关注余英故意（假定）推杨英，就当时的现场条件来看是否一定造成杨英粉碎性骨折的伤害后果？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仅就余英“故意推”的行为而言，绝对不能认定余英构成故意伤害罪，因为“故意推”与“故意伤害”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相对于“故意”问题而言，《证据的叹息》所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次要的。
抛开上述主要问题，现在讨论本案在追诉过程中发生的证据收集、提交和法庭认定等次要问题。控方提供的三个证据，其中之一即病历实为当事人陈述，且病历也是相互矛盾的；其余两个为证人证言，一个还是来自当事人陈述，另一个仅证明杨英给余英写的说明上承认自己摔倒是在被余英逼迫下所写，但事实调查得知这一证据是在证人收了杨英的钱物之后作出的。对于余英的辩护律师提供的两个目击者的证言，根据证人对余英和杨英当时所说的话的描述以及两证人当时所处位置完全可能感知余英的小卖部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两证人的证言为各自独立提供且能互相印证。据此，可以初步认定该两个目击者的证言是客观的（更严格的认定应当在当庭质证后）。但是，一审法院却只认定了公诉方的倍受质疑的所谓证据，而对辩护方提供的较为客观的证据不予采信。在二审中，法院所依据的仍旧是那几个间接证据，只是在定性的认识上，二审和一审产生了分歧，要认定是余英推倒的话，从证据上来看，二审觉得还欠缺。因为考虑她们两个平时关系较好，反映不出她们两个有矛盾激化。所以从这点考虑，余英较符合过失致人重伤。
这起刑事诉讼案，无论是一审还是二审，都判得莫明其妙！就一审来说，法官所采信的公诉方的证据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而对现实存在的辩护证据又不予采信。就二审来说，因为对认定余英的故意有欠缺，就给余英定个过失致人重伤罪。
一审法院未采信目击者岳中伟的证言，应由一审法官对不采信这一证据的原因做出解释。但电视采访时，检察官却振振有辞地向记者解释不采信岳中伟证言的原因。于是，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法院审理案件以及对证据的采信是由法官进行的还是由检察官进行的？也许，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公诉人倍受质疑的证据被采信而辩护方较为客观真实的证据未被采信的真正原因。
一审法院所依据的三个间接证据，法院的人说，他们根据被害人(杨英)的陈述去调查了病房的医生、护士，他们和被害人(杨英)所说的一致，那么这些间接证据就印证了被害人杨英所说的是事实。我们不仅要问，医生和护士当时在事发现场吗？他们的证据从何而来？还不是来自受害人杨英的陈述？来自一个人的陈述怎么会不相互印证呢？
二审法官认为，余英应当预见自家商店外的梯坎窄小，可能致杨英摔倒的后果，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杨英右腿重伤，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重伤罪。显然，这里已经将“摔倒”的后果等同于“重伤”的后果，而且二审法官甚至可以不考虑余英是否推了杨英！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有人被余英小卖部前的台阶拌倒摔死，二审法官说不定会给余英定个过失致人死亡罪！
这两个荒唐判决产生的原因可能有三：其一，有关办案公安干警、检察官和法官缺少最基本的法律知识，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证据”、什么叫犯罪“故意”！其次，司法人员面子的影响，他们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相互照应，公安机关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惜制造更多的错误来掩盖这一个错误；最后，可能是司法腐败促成了这两个荒唐判决的产生。
从本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公检法相互配合的非常默契，像一家人一样，而法律上的相互制约不过是写给人看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法官对检察官莫须有的证据或倍受质疑的证据的偏听偏信和对辩护人客观真实的证据的蔑视！

五、结语
这本是一起十分简单的民事案，但因为公安机关的介入，加上公诉机关，再到两级法院难以让人信服的判决，使其变得十分复杂！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之后，如果检察官或法院能够对刑法的基本概念“故意”有一个准确的理解，余英也不会有承担刑事责任之说。这里面折射出的一系列问题值得人们深思。除此之外，公检法有关人员对本案证据的处理也反映出不少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执法者还不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其次，在他们的观念里，公检法还是一家人，相互照顾的多相互监督的少，还表现出对被告人和辩护律师的蔑视。

杨德寿
2002年9月23～25日
单位：郑州怡龙律师事务所
商 品 房 买 卖 中 的 定 金 问 题

高 原


定金作为我国担保法明文规定的一种债的担保方式，对保障债权的实现具有很大保障作用。由于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因此定金担保合同也为从合同，我国担保法第5条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在担保法理论上，一般认为定金可分为五类，分别为：1、成约定金。指定金的交付是合同成立的条件，只有当定金交付时该主合同才成立或生效；2、证约定金。其主要作用是证明主合同的成立；3、违约定金。指当交付定金的当事人若不履行合同义务时，接受定金一方当事人可以没收定金。如果接受定金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合同时，应双倍返还定金。因此，该种定金具有明显的惩罚性；4、解约定金。是指合同当事人以支付定金为代价而取得解除合同的权利，当交付定金一方当事人解除合同时便适用定金条款予以处理；5、立约定金。是指一方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此时并未成立合同，而是支付定金的一方当事人保证将来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否则便不得要求返还定金。一般认为，我国担保法所规定的定金兼有违约定金与证约定金的性质与作用。
现在很多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统称出卖人）在与买受人正式签订预售合同或房屋买卖合同（以下统称房屋买卖合同）之前，都自行制作了一份统一格式的认购书，要求买受人必须向其交付壹万元到两万元不等的认购订金（现大部份已改为定金），并且明确约定：如果买受人在一定期限内不与出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将不退还已收取的订金（或定金）。由于此时正式的购房合同条款买受人并不知晓，有些买受人甚至连房屋的基本情况都无法准确知道，而到了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合同时，却由于合同中有种种不平等条款，或者房屋具体结构、设计、居住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在交付使用时间、办理房产证的期限、违约责任等方面无法与出卖人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导致买受人无法与出卖人签订合同。此时买受人如果想收回订金（或定金），却又因认购书中订金（或定金）条款的约定又很困难，极大的损害了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首先，我们应当对出卖人所收取的订金或定金的性质作出准确的判断与认定。对于订金，目前我国的法学理论中并未发现相关论述，而在实践中由于每一个出卖人的条款各有差异，无法给其一个较为准确的含义。那么出卖人为什么在房屋出售的过程中会收取这种款项呢，原来在某些地方法规或规章中有所规定，如广东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1998年7月29日通过的《广东省商品房预售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预购人与预售人签订书面的商品房预购销合同前，经双方协商同意，预售人可以向预购人收取一定数额的商品房预购订金；预售人收取订金前，应当向预购人提供商品房预购销合同草案。收取商品房预购订金时，预售人与预购人应当订立书面协议，约定所收订金的具体数额和退还与不退还的具体办法。预售人与预购人签订书面的商品房预购销合同后，预售人向预购人收取的商品房预购订金应当转作预购人支付的商品房预售款。广州市人民政府于1998年12月24日发布的《广州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实施办法》第12条也有同样的规定。从这两个法规或规章的内容来看，并没有双倍返还的规定，实践中出卖人在认购书中也未约定自己在某些情形下负有双倍返还的义务。而且双方当事人还可以协商该订金是否可以退还。因此，与作为一种担保方式的定金的特点与作用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同时，这个法规或规章还明确规定了出卖人负有一个义务，那就是“应当向预购人提供商品房预购销合同草案”，但在实际操作中出卖人却根本就没有这样做。对于这种订金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12月8日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8条作出了相应规定：当事人交付留置金、担保金、保证金、订约金、押金或者订金等，但没有约定定金性质的，当事人主张定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看来，最高人民法院也并未完全把订金与定金等同起来。笔者认为，不管在法学理论中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在没有明确约定其定金性质的情况下，订金是不能作为具有担保性质的定金来处理的。对于这一观点，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似乎都没有太大争议。而且，对于这种可能严重侵害买受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建议各有关机关根据相应的权限与程序予以废止。
对于买受人支付的定金而言，笔者认为目前仍然存在较多问题。从买受人支付的定金的作用来看，该定金应属立约定金。从认购书的性质上来说，其并不是或不能完全是一份正式的买卖合同，按照合同法理论来定性应是一种缔约行为。而我国担保法第5条第1款规定：“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很显然，在房屋买卖合同尚不存在的情况下，该从合同（即定金合同）的效力就无从谈起。但是由于有关定金的法律规范属任意性规范，所以在合同实践中是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的，“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即是法律对该行为予以认可的体现（担保法第5条第1款）。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第115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订金。其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4月28日颁布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出卖人通过认购、订购、预订等方式向买受人收受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担保的，如果因当事人一方原因未能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关于定金的规定处理；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双方的事由，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未能订立的，出卖人应当将定金返还买受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合同法施行后认定房地产开发经营合同效力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2条也规定：商品房的预售方与预购方签订商品房认购合同，约定预购方的定金担保其将来与预售方订立正式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如果认购合同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合法，应当认定有效。从上面两个司法解释与一个内部指导性文件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最高人法院的司法解释还是地方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意见，都对立约定金予以了相应保护。但不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该行为属于“设立担保的行为”，或者是把认购书当作是另一种形式的定金担保合同，而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却认为是“商品房认购合同”。笔者认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定性值得商榷。认购行为只是表示买受人有与售房者订立买卖合同的愿望，属于合同法规定的缔结合同的过程或阶段，不论是从法理上还是法律规定上都没有“认购合同”这一分类及规定。但对于该行为的定性似乎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些规定极容易在司法实践中引起误解或者将这些规定进行错误的运用，从而损害买受人的合法权益。笔者注意到，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一个司法解释中只是限于“拒绝订立合同”的行为，也就是说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通常情况下主要是买受人）只要不是“拒绝订立合同”，例如双方当事人就房屋价格、结构或其变化、交付使用时间、办理房产证的期限、违约责任等方面争议较大，根本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此时责任有可能是出卖人或买受人一方，也有可能是双方都有责任，就不能简单地认为不能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责任或原因在于出卖人或买受人其中一方。对于最高法院的第二个解释就很难把握了，什么行为才能属于“因当事人一方原因”呢？在司法实践中真是很难确定。而对于广东者高级人民法院的规定，我们也只能理解为该定金条款的约定有效，如果当事人因上述原因意见分歧太大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同样不能简单地适用该条款而认定出卖人可以不予退还定金。否则，无疑将会严重损害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在从事法律服务的过程中，经常有买受人手持含有立约定金条款的认购书来进行咨询。由于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优势地位，再加上其收受定金的便利条件，其往往在与买受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约定一些不平等条款，根本不予考虑买受人的意愿，特别在房屋设计变更的处理、小区公共环境变更的处理、购房面积差异的处理、房屋交付时间的约定、房产证办理时间的约定及违约责任等方面，如果买受人提出了与出卖人不同的意见，出卖人就认为是买受人拒绝与其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而不予退还所收取的定金。由于出卖人已经实际收取了定金，而且认购书中也没有明确的定金退还条款，再加上相关法律规定又不明确，操作性极差，甚至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在主张退回定金时并不一定会得到法院的支持，极大地损害了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为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买受人在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最好不要签订含有定金条款的认购书，或者是对认购书中的定金条款另外作出特别约定，特别是要约定好定金退还的条件或情形。其次，政府有关主管机关应对这种不平等的房屋销售行为加大查处与打击力度，确保买受人（亦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三，各级消费者组织也应充分发挥组织团体的作用，协助消费者正确处理此类纠纷，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反映以取得支持和帮助。最后，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对不能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在正确确定责任承担主体后依法作出相应处理。不能简单认为只要是买受人签订了认购书并交付了定金后不能与出卖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责任都在于买受人，从而判决不予退还定金，最终损害买受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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