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拿审计当出身——漫谈司法会计渊源问题

于朝


　　摘要：司法会计学界和实务界存在着一种尚未被证实的看法——司法会计源于审计。这种看法并非是理论研究的成果，而是基于对某些现象的不完整的观察而产生的一种错觉。但是，如果以此认识为出发点，却可能会对司法会计的理论研究与创新、司法会计理论的研习以及司法实践带来不利影响。
　　大部分学者在首次发表的司法会计书籍中都会论述司法会计与审计的关系问题。笔者是个例外，直到本世纪发表第三本书籍时，才专门论述了司法会计与审计关系。这并不是说笔者在研究初期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也不是在首次出书时没有研究出两者的概念差异，而是认为仅从概念上区分不足以说明司法会计与审计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因为相同的事物可能会因概念定义不同而导致误人子弟。比如：国内一些财经类学者比较盛议的所谓“法务会计与司法会计区别”的命题，就是把同一种社会活动引用了不同称谓并从概念上作了不同定义后进行比较，这一虚伪命题误导了很多学者和专家。笔者研究司法会计理论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基本理论，试图通过建立不同于会计、审计的司法会计基本理论系统作为基础，解决司法会计学的立科问题；第二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司法会计对策理论研究，即在基本理论指导下进行实务理论研究，提出一些具体司法会计活动的操作对策或操作规程；第三个阶段，关注的重点是司法会计行业理论研究，即在基本理论和实务理论的指导下，研究司法会计行业规范问题。由于前面的研究阶段中没有提出足够的区分司法会计与审计差异的实务理论，也就不可能从实务理论方面解决这一命题，因而也就不敢冒昧地发表看法。
　　关于司法会计与审计的关系问题，有一种说法由来已久：“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一些人对这一说法深信不疑。笔者对这一说法是否客观，起码是表示怀疑，甚至认为根本不可信，因为从司法会计师的职业角度来审视这种说法，会认为这种“结论”没有经过科学地“鉴定”，缺少“基本证据”和“论证”过程，顶多只是根据一些“参考证据”所作出的一种推测。这种推测本来只是一种看法而已，无碍大雅，但近年来这种推测似乎有被强化为一种理念的趋势，从而可能会对司法会计专业的理论研究、研习和实践形成了一些影响，这就不可轻视了。本文先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来探究一下这个说法是否成立，然后再分析其形成原因以及可能对理论的研究和研习、司法实践造成的不利影响。
　　一、证明司法会计渊源的两个基本问题
　　笔者在研究司法会计理论过程中，开始就已经注意到司法会计来源问题，也为此积累一些信息。从这些信息看，认为司法会计活动出身于审计活动的说法，有点像过去传说中的“人是猴子变来的”——这种传说不能说一点根据都没有，当是在遗传学、考古学提出证据之前的一种假设，即找来一种与人类有着更多共性的动物视为人类的出身。从理论上主张司法会计活动源于审计活动说法的同行，至今也没有拿出确切的证据，只是感到“司法会计”这一事物从“种子”里一蹦出来的时候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模样。在这一动机下找到了与司法会计活动共性最多的审计活动认作其前身，当是一种“解脱”。
　　研究司法会计是否出自于审计，可能会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司法会计与审计谁先出现的问题，因为按照常理，作为出身者必先呈现于世；二是，司法会计的出现与审计有无关联——即使司法会计出现时审计已经存在了，如果没有关联也就否定了这一推测。这个两个问题的研究还会同时涉及到实务和理论两个方面，即司法会计活动是否源于审计活动和司法会计理论是否源于审计理论，需要分别研究。
　　二、尚无证据证明司法会计活动出自于审计活动
　　中国有着漫长的法制历史，起码比目前理论上推测出的审计历史要长，这个过程中什么时候就存在了司法会计活动了，当需要法制史专家们查找证据，起码目前还没有人提出证明司法会计活动与审计活动谁先谁后的具体证据。已有的证据仅可以证明“司法会计”一词的提出明显晚于“审计”一词，这能否成为解决一个线索或答案？肯定不行，因为社会活动的出现时间与其称谓所形成的时间是两码事。首先，某类社会活动的产生通常会比人们对这种活动的称谓要早得多，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社会活动都是基于人类社会的交往和管理的客观需要而产生的，而非是理论研究的需要，因而某种社会活动的产生出现前，人们很难会想到事先给它一个称谓。比如：无论在中外，司法会计在诉讼实践中的出现时间都大大早于人们给它的称谓的时间。其次，即使先出现的社会活动，由于人们对它的关注程度不同，因而所给予称谓的时间也可能会晚于后来出现的社会活动，比如：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比司法会计鉴定活动出现的时间应当早的多，但“司法会计检查”一词的出现却大大晚于“司法会计鉴定”一词。因此，“司法会计”一词晚于“审计”出现的这一证据，并不能证明司法会计活动晚于审计活动的出现的事实。综上，如果连司法会计活动和审计活动出现的先后顺序问题尚未搞清楚，就作出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结论，肯定是为时过早了。
　　我们再从司法会计活动的产生与审计活动关联性上探讨，国内外一些文献零星的介绍过司法会计活动的历史，但尚未见专门研究这两种活动历史关联的成果。仅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司法会计活动的产生与审计活动的存在似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是因为收集证据的需要而出现的，因而无论其出现时有无审计活动的存在，这种收集诉讼证据的需求都是独立存在的；而早期的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与今天的情况也不一样，它并不是为了解决诉讼中的专门性问题而出现的，鉴定人也不参与诉讼调查的过程，其任务仅是为了解决诉讼中与财务会计事实相关联的法律问题，是在履行“审判”职能，这显然也是一种基于诉讼需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最直接的证据是：我国80年代初独立的审计活动尚恢复时，司法会计鉴定活动却已经存在于诉讼中。当然，人们也可以从现在的某种司法会计活动与审计活动的关联事实，来说明司法会计活动的产生可能与审计活动有关——具体的审计活动会引发司法会计活动。最直接的证据是许多诉讼活动都是由于审计活动结果而导致的（无论是刑事的还是民事的，甚至是行政的）——但这种证据的运用却已经跑题了。本文所讨论的司法会计的出身问题，是关于司法会计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存在是否产生于已经存在的审计活动，而不是具体的审计活动是否会导致司法会计活动的出现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果假定审计活动出身于司法会计活动，也不会影响现实中的具体审计活动会引发具体的司法会计活动的情形。事实上，现实中一些诉讼中的司法会计活动也会引发了审计活动，这同样也不能用来作出审计出身于司法会计的结论。
　　上述论述起码可以反驳这样一种观点：人们“不愿意”承认审计是司法会计的渊源的事实，其主要结症仍在于潜意识中有一种司法会计比审计优越的感觉在起作用，而这种优越的感觉又来自于司法会计鉴定可以借助司法职权的优势。笔者甚至认为这种观点可能都不值得一驳，因为且不说人们不承认这个“事实”是否是由于所谓的“潜意识”作怪，现实情况是连证明这个事实存在的证据都还没有找到，何以要求人们承认它是个事实？这与人们“潜意识”里面是否存在司法会计优越性的感受又有何关联？
　　三、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起点并非都是来源于审计理论
　　讨论司法会计理论是否出身于审计理论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因为系统的司法会计理论研究是现代人的事，不像前一个问题那样还要牵扯到“考古”，证据也很容易搞到。比如这两种理论谁先成型的问题就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凿，可以“定案”：审计理论成型在先，司法会计系统理论研究则是后来才提出的。这样一来，两种理论谁先谁后的问题就不需要讨论了，讨论的重点也就在于司法会计理论体系起源与审计理论的关联的问题。但是，由于国内外司法会计学界的理论研究起点不同，这个问题却不能一概而论。
　　司法会计学界研究司法会计理论的起点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司法会计师所从事的工作（即司法会计工作），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司法会计师的职业需求；另一种是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各类诉讼对司法会计活动的需求。
　　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司法会计工作的情形中，研究者把重点放在与审计活动差异较大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形成了“一元”司法会计理念，即司法会计理论就是指司法会计鉴定理论。这类情形下所形成的司法会计理论，如果说来源于审计理论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中外实际研究的过程也不尽相同。比如：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会计（forensic accounting 直译为法庭会计）理论的产生过程就明显与审计理论的研究成果有关联。英美法系国家的财务舞弊被审计师发现后可能会引发了诉讼，而审计师在后来进行的刑事或民事诉讼中则可能会担任专家证人，因此，舞弊审计理论的研究者便将舞弊审计理论进行了延伸研究，在舞弊审计教科书的最后一部分会提到司法会计，而他们的司法会计教科书则是这种理论翻版（目前我国所谓“法务会计”的书籍就是抄袭这一理论系统而成的）。这种理论延伸的研究路线导致英美法系国家至今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司法会计学科体系。中国在“一元”理念指导下进行司法会计理论研究的路线中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直接抄袭审计理论体系，只是把“审计”一词改称“司法会计鉴定”；另一种，则是完全总结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把司法会计师在诉前和诉中所参与的所有活动（包括最终没有形成诉讼的情形）都称之为司法会计活动。总的来讲，“一元”司法会计理念下所形成的“司法会计理论”与已经存在的审计理论关联比较密切，
　　把司法会计活动视为诉讼活动的组成部分的情形中，其理论研究的起点是诉讼需求，这一起点决定了研究者完全可以不去理会已有的审计理论研究成果，直接通过研究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律来独立地建立起司法会计理论体系——“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的形成便是一例。“二元”司法会计把司法会计活动的规律作为基本研究对象，并研究发现了司法会计活动的具体类型。其中：通过查账、查物获取诉讼证据的司法检查活动，因其对象涉及到检查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财物，故命名为司法会计检查；通过鉴别判定财务会计问题获取鉴定意见的司法鉴定活动，被称谓司法会计鉴定。研究还发现司法会计检查活动和司法会计鉴定活动，虽有关联，但从法律规定和实际操作要求看，两者在具体任务、主体、内容、程序、操作对策或操作规程、诉讼结果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需要理论上提供不同的研究成果来满足各自司法实践所需。“二元”司法会计理论在这一研究发现的基础上，一开始就分为三个分支理论进行研究：将各类司法会计活动的共同的基础性的问题抽象出来，形成司法会计学概论分支理论；实务理论则按照两类主要的司法会计活动的类型分为司法会计检查学和司法会计鉴定学两个分支理论。随着司法会计活动的发展，职业从事司法会计工作的司法会计师队伍形成，这就有必要将原来分散于三个分支中与司法会计师执业有关的理论内容独立出来，形成一门新的司法会计理论分支——司法会计师相关业务，系统地提出相关操作理论以满足司法会计师执业所需。这样，在“二元”主张下已经形成的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由司法会计学概论、司法会计检查学、司法会计鉴定学和司法会计师相关业务四个分支理论系统所构成。从以上“二元”司法会计理论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体系的建立完全是独立研究的结果，与已经存在的审计学体系没有关联。
　　笔者尚不认可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说法，但并不认为两个专业之间毫无牵扯。理论上已经从概念、操作等方法提出了两者的共性和差异。另外，笔者在研究司法会计理论时不仅十分注意审计理论的一些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也相信未来审计理论研究亦会借鉴一些司法会计学的研究成果，因为某些已经成形的司法会计理论已经比具有类似理论功能的审计理论可能更为科学和实用。这里举出银行存款核对公式的小例作为例证：目前审计学仍然沿用会计学提出的银行存款核对公式，但司法会计学早已提出了适用于第三人进行会计检查或检验所需的新公式，或许未来的审计教科书中也会采用这一新公式取代会计学公式。
　　四、错把审计作为司法会计来源的认知渊源
　　笔者研究发现，认为司法会计起源于审计的结论，其实不是对司法会计历史进行研究的结果，而只是根据某些感受得出的结论。比如：认可这一说法的同仁大多都是先接触到审计活动或理论，后接触的司法会计活动或理论，而两者之间存在的某些共性，则可能使其产生司法会计源于审计的错觉。这个问题如果深究一下的话，可能与下列背景有关：
　　一是，理论研究的先后顺序。当司法会计学理论的系统研究起步时，审计学理论已经形成由基本理论和审计操作理论构成的理论体系。由于审计理论通常会把会计检查方法称谓“审计方法”，并通过教育系统被接触到这一理论的人士广为接受，所以现代有些人一提“查帐”就认为是审计活动。会计检查方法包括了查账、查物方法，是司法会计活动的中必用的方法，因而当司法会计理论出现了会计检查方法的运用内容时，则会被熟悉审计学的人认为是从审计理论抄来的。其实，会计检查的基本方法并非产生于审计理论而是来自早期的会计理论，且这些方法本身也非审计专用，目前在会计、财务管理、诉讼等其他社会活动中也都在广泛运用，研究这些社会活动的相关学科也都会研究如何运用会计检查方法来解决本专业问题。从这一角度讲，把会计检查等同于审计的误解，可能导致部分人会产生司法会计源于审计的错觉。
　　二是，理论研究的方法。前文已经介绍过，“一元”司法会计理论最初形成时，基本上采用了审计学的理念，加之一些研究者常常会将司法会计的学科概念与该学科所研究的司法会计活动的诉讼概念相混用，这也会给人们造成司法会计产生于审计的印象。
　　三是，司法会计实践的某些做法。由于司法会计理论研究起步晚，因而早期司法实践中的很多司法会计鉴定活动都是借用审计理论和标准实施的，这种情形至今还存在。由于采用审计标准来实施司法会计鉴定的情形存在，当理论研究者不加甄别地追溯由此而产生所谓“司法会计鉴定方法和程序”时，便会得出司法会计来源于审计的结论。
　　四是，司法会计活动与某些职业的执业范围的关联。司法会计鉴定最初是由会计师具体实施的，后来随着审计师、注册会计师职业的产生逐步转由审计师、注册会计师操作，司法会计师承担这类鉴定则仅是近20多年的事。如果不熟悉这一过程，仅看到司法会计鉴定由审计师、注册会计师操作转为司法会计师操作，则很容易误认为司法会计产生于审计。
　　五是，司法会计师队伍的来源。英美法系国家最初的司法会计师是从舞弊审计师中产生，这也易让人感觉司法会计来源于审计。但中国的情形不同：司法会计师最初是因为检察机关开展司法会计工作的需要直接配备的，并非来源于审计师队伍（因为当时中国审计师队伍也在恢复性组建过程中）。
　　五、把审计作为司法会计渊源的认识的不良后果
　　司法会计是否来源于审计的问题，本来仅是一个对历史的看法问题，与理论研究和实践无关。但如果将其作为研究理论和实务问题的出发点，却会或多或少的对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一）这种认识会影响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和创新
　　笔者认为，坚持把审计作为司法会计渊源的理念，强化了“一元”司法会计理念，不利于司法会计理论的发展。这里，笔者举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两个事例，来说明一下这种理念对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带来的不利影响。
　　一个例子是关于司法会计学研究对象的研究问题。将司法会计鉴定活动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在理论界似乎没有争议，但司法会计检查活动是否需要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却一直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看法。
　　肯定司法会计检查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观点来源于“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主张：认为司法会计检查活动与司法会计鉴定活动是两种不同司法会计活动，无论从诉讼需求还是法律依据看，理论上都需要单独进行研究。从诉讼需求角度讲，涉及财务会计业务的案件都需要通过司法会计检查措施的运用，获取相应当财务会计资料证据和会计检查笔录，以证明诉讼涉及的财务会计实事，这要求司法会计理论上必须提出各类案件的司法会计检查的技术对策；而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研究内容则不同，它的研究重点不是如何获取证据问题，而是研究如果制造证据（鉴定意见）的问题，为诉讼中所需的财务会计问题的鉴定活动提供理论研究支持。从法律依据角度讲，司法会计检查与司法会计鉴定是诉讼法律分别规定的在诉讼的主体、程序、方法、对策、规程等方面均不相同的两种诉讼调查措施，因而只有理论上分别进行研究，才可能为法定诉讼措施的实现提供不同的理论支持。
　　否定司法会计检查作为司法会计理论研究对象的观点来源于“一元”司法会计理论主张，其具体理念虽可能都与“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观念有关，但分为两种情形。一种理由是：司法会计检查活动的内容就是查账，而查账所用的方法就是审计方法，司法会计理论上不可能提供新的查账方法，因而也就不需要把司法会计检查列为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对象；另一种理由是：司法会计鉴定本身就是根据查账结果撰写鉴定书的过程，由于查账已经被审计理论研究透了，所以，司法会计理论只需要把如何判断查账结果并撰写鉴定书的“司法会计鉴定”列为研究对象。因此，在“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观念的影响下，“一元”司法会计理论主张没有把司法会计检查列为司法会计理论的研究对象。笔者认为，司法会计检查从内容上讲就是在诉讼中进行的会计检查（查账、查物）活动，这种活动由于受到诉讼规范和诉讼目的的特殊影响，有着与审计中进行会计检查活动的不同规律，因而应当独立地去研究它。“二元”司法会计理论上已经针对不同案件的诉讼特点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成果并被广泛实践，今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细化研究，提出更多的具体的司法会计检查对策。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司法会计鉴定理论的研究问题。司法会计鉴定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简单的归纳下，由以下各部分理论系统所构成：
　　（1）司法会计鉴定的科学依据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科学性问题，以便解决司法会计鉴定的诉讼地位、任务等基本问题；
　　（2）司法会计鉴定对象与鉴定范围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能够解决诉讼涉及的哪些专门性问题以哪些问题不能过司法会计鉴定解决；
　　（3）司法会计鉴定的启动理论，阐释如何确定是否需要启动鉴定、谁来启动鉴定、找谁鉴定、如何送检等问题；
　　（4）司法会计鉴定主体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人的资格、权利与义务等问题；
　　（5）司法会计鉴定方法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的基本思路、特殊情形的处理思路、财务问题与会计问题的不同鉴定路线等问题；
　　（6）司法会计鉴定证据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的事实依据以及各类证据的运用规则等问题；
　　（7）司法会计鉴定基本程序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人如何受理鉴定、受理后需要按照那些基本步骤进行操作、出现问题的处理方式、鉴定报告的出具步骤、鉴定人出庭等问题；
　　（8）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理论，阐释司法会计鉴定意见的表述、评断与运用等问题；
　　（9）鉴定规程理论，阐释各类具体财务会计问题鉴定的标准依据、操作步骤、操作要求、结论表述等问题；
　　（10）鉴定文书理论，阐释如何制作司法会计鉴定的程序文书、证据文书等问题。
　　上述理论中，最庞大的部分是鉴定规程理论，这是因为有可能被诉讼涉及财务会计问题十分浩繁，而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理论上给出具体的操作规程。
　　但是，如果从“司法会计出身于审计”的理念出发，司法会计鉴定理论就没有这么复杂了。因为从逻辑原理上讲司法会计鉴定似乎是一件非常简单和直观事物，以“三段论”为例：
大前提：鉴定原理
小前提：检验结果
2001年4月28日　，我国颁布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该法第38条规定了离婚父母对子女有探望的权利，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探望权制度。这一规定强化了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探望权的保护力度，为人民法院处理探望权纠纷案件提供了法律 依据。对于探望权在 理论 上怎样理解，重点是在实践中如何应对探望权执行难的 问题 ，本文试图对此进行探讨。
一、 探望权的含义
探望权是指：“离婚后未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亲一方依法享有的在一定时间，以一定方式探视、看望子女的权利。”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探望权：
1、享有探望权的主体（即探望权人）
探望权人包括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生父母、养父母以及同意继续抚养且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
2、行使探望权的形式
行使探望权的形式包括见面（直接见面或短期的共同生活）、直接联系（电话、书信等）以及其他形式的交往。
3、设立探望权的目的
设立探望权是为了让离异家庭的未成年子女得到更多的关爱和亲情，不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
4、探望权的性质
“从法理上看，探望权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一种身份权探望权是一种身份权，也是一种法定权利除法定理由不手干涉和限制。”
从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看，探望权纠纷最大的问题是执行。尽管新婚姻法第48条规定：对拒不执行有关探望子女等判决或裁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有关个人和单位应负协助执行的责任。法律通过这条规定，对探望权赋予了提起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是，由于探望权涉及人身，无法直接予以强制执行。而且，对子女探望权判决或裁定的强制执行不利于被探望子女的身心健康。依新婚姻法的立法精神，是否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是衡量父或母探望行为的根本标准。人们可以想象，享有探望权的一方在执行法官、法警的陪同下探望子女，或因违反判决或论文联盟www.lwlm.com整理裁定规定的方式、时间和地点探望子女而受到处罚，都会给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因而探望权案件的执行难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二、探望权执行难的原因
第一，执行标的模糊。其他民事案件的执行有明确的执行标的，要么是金钱、物，要么是具有某一物质性结果的一定的行为，如加工、修缮；而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执行内容是探望权及其行使方式，具有抽象性，因而没有明确的执行标的。
第二，是缺乏法定的执行措施。既然是执行，就应有一定的执行措施。而现有的民诉法规定的各种措施如查封、冻结或替代履行等，对探望权的执行都不适用。因为孩子并非执行对象或标的，不能对孩子本身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第三，视子女为私有财产。因探望权发生纠纷的夫妻，大多是在离婚时就已矛盾重重，离婚后更是视为“仇”人，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将子女作为自己暂时的精神寄托，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不想打乱自己平静的生活，自己不愿见到对方，也不愿子女见到对方，更害怕子女“见异思迁”离其而去，所以，就想方设法淡化对方与子女的亲情，千方百计地阻止对方探望子女，给执行工作带来难度。
四、被执行人的协助义务界定困难。被执行人自己阻挠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认定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判决自无异议，但被执行人的父母即子女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要阻挠另一方行使探望，能否认定是被执行人不履行协助义务？有的孩子本身不愿到父或母处时，这些都是会对探望权的执行增加难度。
第五、执行结果的事后性。探望权纠纷案件执行发生的原因在于出现了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阻碍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探望子女情形，执行的目的在于使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今后不再阻碍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探望子女，这就决定了探望纠纷案件的执行结果具有事后的特点。
三、在探望权的执行难问题上应综合考虑的因素
1、父母的意愿；
2、子女的意愿；
3、子女的健康和教育需要；
4、子女的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精神状态和理解能力等。
四、应对探望权执行难可采取的对策
1、在执行时，要把思想 教育 和法制宣传工作贯穿始终，切实做好疏导教育工作。法院在执行这类案件时，要始终贯彻疏导教育方针。民事执行的标的只能是物与行为，不能为人身。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强制执行，既不合法，也不利于双方当事人矛盾的解决，更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法院在执行这类案件时，要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与法制宣传工作，使当事人认识到父母子女关系是自然 的血缘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解除，另一方有探望子女的权利，阻扰、拒绝对方探望既不合情，也不合法，同时也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 ，争取直接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主动履行协助义务，使案件得以圆满解决。
2、对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允许有探望权的一方探望子女的，可视情况，分别作出不同处理：
（1）对阻挠刁难及拒绝对方正常行使探望权的，可以通过批评教育促其改正；
（2）对经常性无故妨碍对方正常行使探望权的，可以对其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情节严重的，在有利于子女成长和对方要求的情况下，可以变更子女抚养关系；
（3）对以藏匿子女为目的，以及拒不执行法院发生法律 效力的裁决或暴力妨害执行公务，情节严重的，坚决追究刑事责任。但应注意的是对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采取强制措施时，应对未成年子女予以妥善安置。
3、有关单位与个人协助执行。如果当事人双方矛盾激烈，难以相互配合，可以考虑由有关单位与个人协助执行。根据司法实践，协助执行的单位与个人一般包括：（1）、照看子女的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及其他相关人；（2）未成年子女就读的幼儿园、小学及中学；（3）、抚养子女一方所在单位；（4）、妇联、居委会及青少年权益保护部门。由这些部门或个人协助执行，让他们经常性地做好被探望子女的父或母的疏导教育工作，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也避免给未成年子女幼小的心灵带来更大的创伤。
4、审判与执行相互兼顾。探望权执行难有的直接来源于审判。有的法官在审理探望权纠纷时，方法 简单，思想工作不到位，对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没有让当事人充分协商，也没有提出适当的探望方案而是简单地下判，以致于其中的一方产生对抗情绪；有的判决则是含糊其词。如：只判决一方每月可以探望一次子女，而对探望的具体日期、地点和方式却没有写明，给拒不执行的一方提供了理论 依据，给执行工作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有的判决不考虑孩子的意志，不顾孩子的身心健康而简单地下判，致使未成年子女拒绝配合探望。因此，法官在审理这类案件时，应先让当事人对探望问题 充分协商，力争达成协议，确需判决的，也要尽量明确、具体，要充分考虑到以后判决的执行，努力不使对探望权的判决成为“自判”。
[作者：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 冯忠泽]
5、如果是子女拒绝探望，应弄清子女拒绝探望的原因。司法实践中，不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探望子女时，子女不愿与对方接触，甚至明确拒绝父母一方看望的情形时有发生。有的甚至是法院强制执行探望时，孩子钻在父母一方怀中不露面，致使出现探望者近在咫尺却看不到孩子的尴尬。应该说，探望权不仅是父母的权利，也是子女的权利。法院应根据子女的年龄与鉴别能力，正确判断子女拒绝探望的原因，看子女能否独立作出拒绝父母一方探望的意思表示，究竟是子女不愿意接受探望，还是受另一方的错误教育乃至挑唆而不愿接受探望。如子女年龄较大，有判断能力，不愿接受探望，就不能强制执行；如果后者，可根据情节是否严重，对直接抚养子女一方采取批评教育甚至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责令其改正错误行为，说服子女同意接受探望。
五、应对探望权执行难的建议
1、参照美国、俄罗斯联邦等国法律，在直接抚养人故意不执行法院判决时，可根据不与子女生活的父母一方的请求，做出将孩子移送的判决。同时，对集中强制后仍不积极履行协助义务的，权利人可以提请人民法院变更监护人，探望权受阻可以成为变更抚养关系的法定诉讼理由。
2、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探望权是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人身权利，如果抚养人故意设置探视障碍，使得探望权人见不到子女，遭受精神痛苦，探望权人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判令精神损害赔偿既可以补偿探望权人不能行使探望权所受到的伤害，也可约束抚养人履行协助义务。但此赔偿必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规定的条件，实践中应严格掌握。
3、修改民事诉讼法，将探望权纠纷和亲子关系确认等案件列为非讼事件，适用特别程序，允许调解结案，法院一审裁决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不允许提起上诉，这样可以及时解决纠纷，有利于保护非监护一方的探望权和子女的健康成长。
4、正确适用拒不执行法院生效判决文书罪。虽然刑法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执行人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应负刑事责任，但司法实践中极少适用这项规定，没有运用最具强制力的法律手段保证法院判决的执行，使一些“软对抗”的被执行人逍遥法外，使得这项法律规定形同虚设。对拒不执行生效裁判与阻碍执行者，要坚决制裁。立法上要尽快明确追究拒不履行法院裁判罪的程序。据报载，美国一妇女因不让其享有“探视权”的前夫探望女儿，被法官判处监禁数年。如果我们的法律能作出如此严肃的规定，如果我们的法院能如此认真地执行法律，探望权的执行也就不会再难了。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北安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