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工作创新探讨

张喜亮


　　中国社会业已站在了新的历史的起点上。这个新的历史起点就是党中央部署的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伟大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思想，中国工会工作也必须适应党的理论的发展而以理论的创新推动工作的创新。当我们已经深切地感受到这样的历史性的转折并为之而心潮澎湃的同时，笔者想就工会工作的“创新”谈谈粗浅的看法，与同志们一起探讨。

　　一、创新务须把握规律

　　创新固然是指对未来的开拓，但是开拓未来必须把握历史。所谓把握历史，就是把握事事物发展的规律。
　　所谓规律就是事物发展的内在的本质性的规定。研究事物的规律一方面是从事物存在的本质规定性上分析即研究事物内在的矛盾性，另一方面是从事物的历史发展变化中归纳总结其一般性经验即从经验教训中获得对事物内在本质认识。只有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认识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才能真正地实现创新。那么，创新又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事物存在的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适应环境的要求应运而生新的生存方式，另一方是事物内在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发生了改变，矛盾双方的作用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使之出现了新的存在形式。
　　工会是劳资矛盾的产物，没有劳资矛盾就没有工会，劳资矛盾是工业生产方式的必然，那么，工会组织的存在就是历史的必然，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工会是劳资矛盾的产物，是劳资矛盾的劳方的组织即工人的组织。在我国，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劳资矛盾是工会产生和存在内在本质，代表职工的利益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
　　工会工作创新主要表现在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内容的创新、维权的方法的创新以及组织效率的创新，等等。工会工作创新的本质要求就是在劳资关系的矛盾中找到平衡点。创新工会工作不能是盲目的，创新不是任意的行为。那种打着创新或改革的名义肆意改变工会工作的内容、方式和组织形式等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所谓的“创新”、“改革”，也不是天经地义的正确。现在社会上流行一种看法，即无论青红皂白，只要冠以“创新”“改革”，似乎就是真理的拥有者而不容置疑。这样的所谓的“创新”或“改革”对我们的事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即便是真理，即便是正确，也是应当容许讨论和置疑的。真理和正确是在实践中得以证实的。
　　创新必须是一种理性的行为，是审时度势顺应时代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理性的活动。王兆国主席在全国工会领导干部高级研讨班上《坚持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会工作创新》的讲话中指出：“切实把握加强工会理论研究的重要原则”，“必须坚持从国情、会情出发”，“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必须坚持坚持继承和发展的统一”。那种无端地否定历史上形成的工会工作的经验的做法，不能称之为创新。

　　二、创新务须合法

　　法律是我们生活中的基本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四条规定“工会必须遵守和维护宪法，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我国的各种法律都是根据宪法制定，工会以宪法为活动的根本准则，就必须遵守法律。
　　工会工作创新以必须注意不能与法律相抵触。或许有人认为，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其在某些方面，可能束缚了工会工作的创新。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法律固然有其相对的稳定性甚至是滞后性，这是法律的本质所决定的；——这是法律的问题。法律的问题还必须由“法律”解决即修正法律。在法律没有得到修正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必须要符合法律的规定。我们只可以在法律的原则下拓展我们的工作，这种拓展实际上也是一种创新，但是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超越法律。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这是法制社会国家治理及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超越法律的行为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
　　笔者以为，胡锦涛总书记对义乌市工会工作经验的批示，就是党对工会工作的认识和领导方式的创新。胡锦涛总书记批示：建立和完善工会领导的职工维权机制很必要。或许有人对此还存在着误解：工会工作历来都是党来领导的，要工会领导职工维权机制，这是不是削弱了党的领导？是不是要工会和党分享领导权？其实凡此疑惑，纯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所指的“一些党员干部和领导班子理论水平不高”之范畴。中国共产党是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工会是党的群众工作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工会的领导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坚持党对工会的领导和工会领导的职工维权机制，是一致的，是不存在任何矛盾的。工会法第六条明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既然法律规定了维护职工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那么，工会当然有权领导职工维权工作。胡锦涛总书记的这个批示，既是坚持了党对工会的领导这个基本原则，更是体现法律的原则精神。这个批示是党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创新，也是党领导工会工作的一个创新。
　　王兆国主席在《坚持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会工作创新》的讲话中指出：“加强工会理论研究是适应党的理论创新的迫切需要”。
　　党的理论创新了，我们工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都必须跟进党的理论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工人队伍的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前我国工人队伍中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群体阶层，农民工业已在产业工人中人数上占有了绝对的多数。以往我们工会工作的重点主要是在城市产业工人即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国有企业及职工群众集体所有制企业，面对产业工人队伍的这种结构性的变化，工会工作也必须发生变化。在做好既要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会工作的同时，必须关注且认真做好在其它性质企业中的职工组建工会的工作，做好农民工的工会组建工作，——真正做到“组织起来切实维权”。
　　形势要求我们必须开创工会工作的新局面。然而，我们却发现，有些地方的工会组织以做好农民工集中的企业之投资人或经理人的工作为重点，甚至采取了一些承诺不收工会经费等等条件卑躬屈膝地请求，或者以推荐其为劳动模范和联合有关部门处罚不建工会组织的企业等恩威并施的手段，迫使这些投资人、经理人同意成立工会。这样的做法或许可以实现工会的组建率，但是，多损毁了中国工会的形象，违反了基本的法律精神。采取这样的一些方法建立起来的工会，也多是难以发挥作用的。笔者认为，所有这些非法手段开展的工会组建工作，肯定不是工会工作的创新。
　　工会法规定，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组织；劳动法规定，劳动者有权依法组织和参加工会。工会不是老板的组织，何以把组建工会工作的重点集中在了老板身上呢？这种做法偏离了工会的本质，也不符合法律的精神。相反，有的地方的工会却是依法在职工中广泛宣传，启发这些企业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职工的组织意识和维权意识，在职工的要求下帮助指导其成立工会。工会成立以后，依法与企业主交涉工会开展工作相关的问题。这种首先在职工中宣传和启发其觉悟组建工会的一些做法及其成功的经验，笔者认为这肯定是工会工作的创新。之所以说是一种创新，就是因为在此前尤其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我们几乎没有了组建工会宣传和动员工作经历和经验，而工会此时所面对的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这些地方的工会组织适应了新形势，依照法律采取了宣传和启发职工组织意识的做法，取得了新成效。

　　三、创新务须取得实效

　　工作是否创新，不仅是从过去与现在的纵向比较而言之，也不仅是其它地方或单位的横向比较而言之。工作创新的关键应当是看这些新的工作内容或方法或组织整合，是不是促进了工作的发展，是不是解决了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不能把工会工作推向进步，那么，其内容再好、形式再新，也不能是真正的创新。创新务须取得实效，没有实效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抑或是反作用的做法，都不能视为创新。
　　在深化社会经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以后，工会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怎样适应和谐社会构建的新要求，创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工会如何在企业的工作中真正地、更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些单位的工会就提出了一些创新做法。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工会，他们与有关专家共同开展针对一汽工会工作特点的专项课题研究，编制工会工作的流程，制定常规工作的流程图。由此，无论工会工作人员如何被动，只要遵循这个流程图就基本能够完成相关的工作。这种做法就属于创新的范围，因为它能够解决工会工作人员变动后工会工作顺利进行的问题。他们针对当前工会工作被边缘化的倾向，积极主动地制定了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协商，共同开展工作的战略。工会工作积极融入到企业工作的体制内去，与企业的工作和发展同步前进。这样的做法也属于工作创新的范畴。
　　企业工会工作以与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合作为突破口，融入企业整体工作中，这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构想。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就是要实现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而工会工作正是职工的工作即工会的会员正是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工作的对象，两者有着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点。比如工会做好会员的档案工作，把会员的档案增添一些劳动技能及工作履历的内容，就可以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制定劳动合同管理制度提供很好的帮助。辽河油田工会就正在着手这项工作，为将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颁布以后企业完善劳动合同管理制度做好准备，另外，也为工会指导和帮助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奠定下了很好的基础。
　　以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为突破口，工会工作逐步融入到企业工作当中去，一些远见卓识的工会领导同志都在做这样的探索。这是工会工作的创新，由此将改变工会工作“围绕”大局这样自我边缘化的工作格局。工会工作不是要“围绕”大局而是“融入”到大局当中去，成为大局的一部分。其实这样的认识是对企业工会工作本质的把握。企业的大局是什么？企业的大局就是要创造最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消费文化引领社会的进步。这样的大局必须要由企业的职工共同努力才能得以实现，劳资关系的和谐是创造这样的物质和文化的基础。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增强职工的凝聚力，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如果没有工会的工作简直就是难以想象的。
　　劳资关系的问题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单位的最基本的问题。可以说，建立和谐的劳资关系是一切工作的基础，由此可见，工会的工作不但不能是被边缘化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所以说，工会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企业大局的组成部分。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怎样把工会工作与企业的工作融为一体，成为企业体制内的一部分，而不是自我边缘化仅仅起到一个“围绕”的作用。设法把工会工作融入企业工作的体制内且保持工会社团的独立性，由此跳出那种“只有有为才能有位”或“只有有位才能有为”的困惑。这是一个创新，因为这种做法切实解决了工会在企业中作用的实际问题。

　　结束语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上，新世纪新阶段工会工作新局面的开创，必须与党中央的要求和国家的战略部署一致起来。党提出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工会工作也必须立足包括会员在内的职工，融入到党的事业、国家的建设和企业的发展大局中去。这就要求工会干部必须提高理论素养，以理论的创新推动工会工作的创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创新必须把握工会的内在规律，依法行为，务须注重实效。



预算过程中对自由裁量权的限制
涂永前





关键词: 预算法/预算过程/自由裁量权
内容提要: 现行《预算法》需要进行修订，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对预算过程中存在的自由裁量权限制缺失进行规制。本次修法，针对预算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应当秉持法治理念，通过预算信息公开、公众参与预算过程以及对当前基本没有法律规制的超收超支现象作出积极回应，建构相关制度，使得公共机构及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限制在合理范围内，充分、有效地发挥预算法律为公共利益调配财政资源的公共职能。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预算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同年11月国务院颁布《预算法实施细则》，在预算领域从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然而该法颁布施行已有16年之久，当初立法时预想不到的问题逐步显现，有财经法律专家及实务部门的人士指出，目前我国预算管理主要存在“三不”问题，即不完整、不规范、不严格。无疑，预算“三不”问题的存在，不仅人为地缩小了政府预算的规模，而且分散了国家的财力，更为重要的是其削弱了国家权力机关对财政的可控性。尤其是涉及超收超支情形时，一些未纳入预算计划的政府收支又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使得这一领域日益成为滋生腐败等诸多问题的温床。

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在预算运行过程中缺乏法治理念的指引，从而使得大量稀缺的财政资源被配置到只对少数人有益、对普通民众及弱势群体几无益处的领域，诸如公务用车滥用、官员出国旅游以及炫耀性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而在民生和国家竞争力至关重要的领域，诸如社会安全网络、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和落后地区基础设施等领域，国家财力则常常投入不足。这种情形势必会造成社会不公，从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从深层次上讲，预算过程及其运行是公共权力机构最有可能会对公共利益造成全方位、持久性系统损害的领域。[1]

《预算法》第六章“预算执行”中的第45条、第46条及第50条只就预算收入和支出做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例如预算收入征收部门，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及时、足额上缴预算收入，不得擅自减征、免征或者缓征应征的预算收入，不得截留、拖欠、占用或者挪用预算收入，或将不应当在预算内支出的款项转为预算内支出。这些规定只是涉及正常情况下预算收支的禁止性规定，而对自2003年来我国财政政策转型之后的，连续多年来超收超支所带来的预算管理漏洞却根本没有提及。1999年制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2]只规定要“加强对预算超收收入使用的监督”，没有规定要限制大幅度的“预算超收收入”，更没有规定对“预算超收”行为本身加以审查，相关规定倒是变相肯定了预算超收的行为。如何对预算超收超支问题进行有效的法律控制，其实也就是预算执行中如何就公共机构及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控制的核心所在。

笔者认为，《预算法》从1995年颁行，到现在已有16个年头，国家的经济、财政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其未能随环境和形势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已大大落后于现实，必须对现行预算法进行修订，让新的预算法能够与时俱进，此其一；其二，新法应当将法治理念贯穿其中，对各种可能逾越预算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严格控制。

二、预算过程中对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所应秉持的理念

众所周知，法治与人治是相对的两个概念，法治的目的在于限制人治，而人治则有赖于公共机构或者当权者的自由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自由裁量权没有法律规定或者不做任何限制，因为现实生活很多不确定的事件会经常发生，其严重性无法为人们所预知，所以法律规定适当的自由裁量权安排显得非常必要并且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想消除自由裁量权，让一切变化都处在完全的掌控之中，这种情形是不可能存在的，是一种机械论的观点，因为现实生活并非是一部经过精密设计的机器设备，它存在很多不可预见的情形，因此法律需要给自由裁量权预留下足够的空间。

由于《预算法》涉及到国计民生，基于前述理由，我们对《预算法》进行修订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明确界定和严格限制预算执行过程中公共机构或者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界限、范围及内容，使公共机构及决策者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能够处在一个透明和受监督的环境之下。整个预算过程，从一开始就需要一定的自由裁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预算本身所固有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部分地来自于对未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及各项事业的预测，而预算制定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预测的驱动，但即便是最好的预测模型，也无法做出精准的预测，对一些不可预知的意外因素则更是无能为力，例如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战争以及其他对预算有重要影响的各种突发事件。

当今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在对政府及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控制方面有很多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例如相关决策必须经过议会审查及公众参与等程序后才能付诸实施，我国《预算法》的修订可从这些国家的有益经验中获得诸多启发和借鉴。由于法制不健全，法治理念的推行才短短二三十载，我国的公共机构及决策者在税收、预算和其他诸多领域拥有的各种各样正式或非正式的自由裁量权，且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使其实际控制的资源远大于它们理论上应当享有的权力。[3]

在我国国家及地方的预算过程中，公共机构及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问题非常突出。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对预算过程的实际控制要么不足，要么流于形式，浪费性支出行为和腐败现象愈演愈烈，预算分配没有准确反映政府的战略重点和政策优先性，在一些重大项目上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科学支撑而基于“面子”和“形象”工程导致危机与问题频繁出现，[4]最终使得政府的民众信任度下降，治理能力被贬低。因此，对公共机构及决策者的自由裁量权进行合理的法律控制势在必行，应该将其列为本次《预算法》修订的首要任务。

三、如何对预算过程中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

如何使预算过程更加透明对中国来说是个大问题，因为政府部门在公开开支方面都显得有些半遮半掩，从最近发生的中央预算部门迟迟没有按期公开其年度“三公支出”引发的街头巷议就可见一斑。本来公开政府机构的公共支出是公共机构的法定义务，也是对民众信息知情权的切实兑现，但是这种情形的发生不得不引起民众对公共机构守法意识薄弱的强烈不满。

笔者认为，对预算过程中自由裁量权进行限制，首先是应该加大政府预算过程的透明度。尽管在预算领域，我国在透明度评价和信息公开等一些方面陆续进行预算改革，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2011年3月出版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9（2011）》中指出，财政预算信息公开不理想，一是预算信息公开程度不高、二是信息公开条目不明晰。概括来说，我国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并未整体向好的方向发展。[5]而根据国际公认的政府预算透明标准，我国的财政信息公开透明度水平与国际非规范性文件仍存在很大差距。[6]因此，在我国，让整个预算过程都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下，使预算信息公开任重而道远。

（一）建立预算法定公开制度

在最新的《预算法（修改稿）》当中，涉及预算公开的表述是“：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预算、调整预算、决算，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开，但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除外。各级政府财政部门负责本级政府总预算、决算的公开。各部门负责本部门预算、决算的公开。公开的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首先应该肯定该表述的进步性，在现有的《预算法》当中没有相关的表述，但是，该条款仍旧存在诸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应当”的表述欠妥，将公共机构本来的法定预算信息公开责任变成了一种倡导性的规范，其内涵的信息是“是否公开相关预算信息，公共机构自由裁量”，因此该表述非常不严肃，建议改为“必须”。（2）“及时向社会公开”的“及时”没有具体作出规定，需要进行专门的法律解释，作为国家的宪法性规范，这种规定似有不妥，应参照国外预算立法的公开期限作出明确规定，而不应该等待司法解释或者法律效力层次较低的国务院规定或者部门规章来详细规范。（3）“公开”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法律应该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而不应该笼统地用一个“公开”敷衍，信息公开必然涉及到信息公开的标准和具体范围、信息公开的工具选择等等。（4）“公开的实施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表述受到广泛批评，是因为它会弱化宪法性文件的严肃性，从而使得公共机构的法定义务弱化，因为该规定“授权过度，这意味着公开什么、怎么公开、何时公开都由行政部门来决定，这就等于预算公开只是个空洞的原则，所有实质性的内容都由行政部门说了算”。[7]

（二）明确规定公民享有预算过程参与权

现有的预算法律规定仅仅将公众参与限定在对预算执行过程的监督上，而没有涵盖预算编制和绩效评估环节，我们应当建立起完善的公众参与预算制度，通过公民参与制度使得预算过程中公共机构的预算信息公开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从而使这些机构的自由裁量权滥用被有效监督。关于公民预算过程参与权的规定，具体应包括：（1）在《预算法》总则中应当确立公共预算、民主预算以及公众参与预算的理念与内容；（2）在预算决策、执行与绩效评估过程安排相应的公众参与制度，体现公众参与的过程化，建立预算征询、预算草案公开、预算听证、预算执行监督、预算绩效评估、预算教育等制度；（3）赋予地方政府与社会团体创新公众参与预算的权力（利）与自由。[8]

至于民众参与预算活动的理论依据及具体实践，有学者从预算法律关系的本质出发，认为相对于私法中的主体是“经济人”的假设，由于现代预算是一种公共民主的国家预算，预算法主体超脱于一般民事主体的抽象平等性，而成为“社会人”之特定类型的法律拟制。“社会人”与“经济人”的差别在于“社会人”具有开放性（接受社会环境影响）和自主性（选择社会影响），在预算法主体中体现为公众主体对预算的参与。参与式预算模式的目的在于深化预算的民主性和提高公共部门的预算效率，增强政府对民众的回应性，使预算资源的分配能真正满足民众最迫切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在预算法律文本中引进公众主体，使公民成为预算法律主体已是现代预算民主发展的趋势。[9]持相同观点的学者认为，《预算法》应顺应财政决策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充分保证民众的民主参与权利，可以在预算编制时吸收品德良好并且拥有相当专业知识的人员参与，引入听证程序。如安徽省1999年制定了《安徽省预算追加听证办法（试行）》，对一些数额较大、影响面较广的追加项目，实行由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参加的听证制度。安徽省的这一做法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更值得《预算法》加以借鉴。[10]

（三）针对超收超支须专门法律条款进行规定

目前对公共机关预算自由裁量权没有进行有效控制还体现在针对超收超支现象基本上是无法可依，从而导致大量财政资源浪费或者效率低下，有鉴于此，现行《预算法》必须对此作出明确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