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部


长江渔业资源管理规定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农业部发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长江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和合理利用，保障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长江渔业生产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有关法规，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长江干流及通江水域从事渔业生产或与其相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负责长江渔业资源的管理和协调工作。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农业部东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负责日常工作。

第二章 渔业资源的管理和保护
第四条 长江渔业资源保护对象：
（一）国家一、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白暨豚、中华鲟、达氏鲟、白鲟、胭脂鱼、松江鲈鱼、江豚、大鲵、鳗鱼、细痣疣螈、川陕哲罗鲑等。
（二）鱼类：鲥鱼、鳗鱼、鲤鱼、青鱼、草鱼、鳙鱼、鲫鱼、团头鲂、三角鲂、鳊鱼、■鱼、鲻鱼、梭鱼、凤鲚、刀鲚、河■、黄颡鱼、黄鳝、银鱼、铜鱼、■鱼、■鱼、■鱼、中华倒刺■鱼、裂腹鱼、白甲鱼、鳜鱼、岩原鲤、南方大口鲶、长薄鳅、■鱼等。
（三）虾蟹类：中华绒螯蟹、秀丽白虾（白虾）、日本沼虾（青虾）。
（四）贝类：三角帆蚌、褶文冠蚌、丽蚌。
（五）其他：乌龟、鳖
第五条 第四条（一）项的长江中的国家一、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及其他有关法规进行保护。
第四条第（二）、（三）、（四）、（五）项的保护对象的最低可捕标准由各省、直辖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六条 禁止炸鱼、毒鱼和使用电力、鱼鹰、水獭捕鱼，禁止使用拦河缯（网）、密眼网（布网、网络子、地笼网）、滚钩、迷魂阵、底拖网等有害渔具进行捕捞。
沿江闸口禁止套网捕捞生产。
第七条 严禁捕捞入江上溯的鲥鱼亲体和降河入海的鲥鱼幼体。
每年5月15日至8月31日从长江口至九江江段，禁止使用双层三层刺网作业。
每年6月1日至7月31日从赣江新干到吉安江段的鲥鱼主要产卵场实行禁捕。
江西省鄱阳湖口幼鱼出湖入江高峰期内，实行禁捕；禁捕时间不得少于十天；具体禁捕时间由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商江西省渔政局、长江渔业资源监测站确定，由江西省渔政局实施。
因科研需要捕捞鲥鱼的，由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核发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实行限额捕捞。
第八条 禁捕长江口中华绒螯蟹产卵场的抱卵春蟹，限制捕捞长江干流江段的中华绒螯蟹亲蟹、幼蟹及蟹苗。因人工育苗、养殖和增殖放流等原因确需捕捞亲蟹、幼蟹、蟹苗的单位和个人，须向省、直辖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审核，报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核发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限定捕捞网具、捕捞时间及捕捞江段。
长江幼蟹和蟹苗的收购、运输由省、直辖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核发准购证和准动证。
第九条 禁止捕捞进入江、河水域的鳗苗。
鳗苗汛期，沿江省、直辖市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应严格控制捕捞许可证的发放，并在省、直辖市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与水利、航政、公安、工商、外贸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组织检查，加强管理。
鳗苗的跨省运输必须持有供苗省、直辖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核发的准运证。但鳗苗运输途经的省、直辖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要严格查验准运证。
第十条 每年家鱼苗繁殖季节，对青、草、鲢、鳙四大家鱼产卵场实行禁捕，具体禁渔期、禁渔区由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商有关省、直辖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监督管理。
禁止捕捞经济鱼类天然鱼苗。
因养殖和科研需要采捕四大家鱼苗的单位和个人须向省、直辖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有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并报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批准，由省、直辖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核发四大家鱼苗专项捕捞许可证。作业单位和个人应在指定的时间和区域内限额捕捞。需要采捕其他经济鱼类的鱼苗培育原种进行人工繁殖的单位和个人，须向当地县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经所在省、直辖市渔政渔港监督机构批准，领取专项（特许）捕捞许可证，在指定的捕捞区域和时间内，限额捕捞。
禁止捕捞幼鱼及苗种作为饵料。
第十一条 长江渔业资源监测站负责对长江主要渔业资源及珍稀水生野生动物的监测工作，并定期向沿江各级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报告监测情况，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第十二条 凡在长江干流及其通江水域从事捕捞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规定向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渔政渔港监督机构提出申请，取得捕捞许可证并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后，方准进行作业。长江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的征收标准根据沿江各省、直辖市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办法执行。
第十三条 捕捞生产原则上不得跨省、直辖市作业，确需跨省、直辖市作业的，须向作业所在地省、直辖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取得临时捕捞许可证，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方可作业。
第十四条 渔业船舶，由省、直辖市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统一管理。
凡建造或改造渔业船舶须按审批权限经所在省、直辖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各省、直辖市应控制捕捞渔船的盲目增长。

第三章 水域的环境保护
第十五条 加强渔业水域环境保护，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水域水质标准》及有关渔业水质的规定。
第十六条 沿江各级渔业环境监测站负责对长江干流及其通江渔业水域污染情况和因污染危害渔业资源事故进行监测。
因污染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由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按照有关法规调查处理。
第十七条 在渔业水域修建水利工程、疏浚航道、兴建港口锚地、架设桥梁、采集沙石、进行水下爆破等，建设单位应预先征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因施工影响渔民生产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建设单位应负责赔偿，并应采取补救措施。
凡在渔虾蟹洄游通道上建闸的，要适时开闸纳苗。
禁止围湖造田。其他重要苗种基地、索饵场、产卵场、越冬场及鱼虾蟹洄游通道，不得围垦。

第四章 奖励和惩罚
第十八条 对贯彻执行本规定，保护长江渔业资源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省、直辖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由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农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原《长江中下游渔业资源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敏感性案件不断出现并呈增长趋势，而且敏感性案件引起的社会各界关注程度和范围不断扩大。敏感性案件的公正审理，不仅对于案件当事人，而且对于社会稳定，乃至司法权威、司法公信，甚至对于促进相关制度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敏感性案件是指案件本身或者其处理过程和结果对于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案件。“敏感”一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案件任何方面的因素都可能成为敏感点，有的案件的敏感点是当事人，比如名人、社会底层人员等都可能因其身份的特性而引起社会关注；有的案件的敏感点是案情本身，比如食品、卫生、环境污染事件等；有的案件的敏感点是相关政策，比如“孙志刚案件”，其背后的收容遣送政策是社会敏感点。案件的其他方面比如相关社会风俗、道德、宗教、习俗、民族文化等，也可能成为案件的敏感点。


与敏感性案件相对应的是非敏感性案件，或者称为一般案件，其处理结果也只体现在对案件自身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影响上，不存在影响社会其他方面的因素。敏感性案件与非敏感性案件的划分标准就在于案件的影响范围，而不在于案件标的额大小。有的案件争议标的数额虽然高达数亿元，但是不存在对案件当事人之外的影响，也不属于敏感性案件。


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敏感性案件不断出现并呈增长趋势，而且敏感性案件引起的社会各界关注程度和范围不断扩大。敏感性案件的公正审理，不仅对于案件当事人，而且对于社会稳定，乃至司法权威、司法公信，甚至对于促进相关制度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程序上将敏感性案件作为一种案件类型，有利于人民法院配置恰当的诉讼程序和资源，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这里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敏感性案件诉讼程序类型化的正当性；二是敏感性案件诉讼程序类型化的内容。


敏感性案件诉讼程序类型化正当性的问题主要在于：敏感性案件并不是法律上的概念，如对敏感性案件提供特殊的程序配置，是否会违反法律适用的平等原则？其实敏感性案件对程序的要求，只是为了实现案件自身的复杂程度与司法资源配置上的合理性，而不是适用实体法律上的区别性，因此，要求对敏感性案件配置相应的司法资源并不影响法律平等适用的基本原则。而且，程序与案件在复杂程度上的对应性是世界司法发展趋势之一，目的是当简则简、当繁则繁，既要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和避免浪费司法资源，也要保证司法资源充足合理，避免草率裁判。


敏感性案件诉讼程序类型化的内容则是指，应当在哪些方面体现敏感性案件诉讼程序的特点，一般包括：


程序配置。将敏感性案件列入适用普通程序的范围，目前一些敏感性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仍大量存在，难以凸显司法的谨慎；将“敏感性”作为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理由，也是避免草率下判的有效措施；将“敏感性”作为上级法院提级管辖的理由，符合上级法院审理“本辖区内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的管辖规定，但是目前还很少适用，有的地方反而将有重大影响的敏感性案件指定下级法院审理，显然不利于取得较好的审判效果。


法官资源。我国普通程序一般只配置三名法官的合议庭，对于解决某些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可能会显得不够慎重。虽然可以把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但是审委会委员对案件缺乏亲历性也难以保证裁判的说服力。因此，对于某些敏感性案件，可以依照法律配置更多法官组成合议庭，比如五名、七名或者九名。审委会委员直接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也是大势所趋。有的国家规定了“全庭审理”制度，即某个法庭的全体法官参加某一案件的审理，这种做法不乏借鉴意义。


司法公开。敏感性案件比一般案件需要更加丰富、方便的媒体资源来实现审判公开。我国目前立法上的审判公开，仅仅是对于审判方式而言的，主要包括庭审公开和裁判结果公开。但是对于敏感性案件，社会公众在知情权上会要求更高，从实体案情到各个诉讼程序环节，都可能存在公开的必要。因此，使用足够大的法庭开庭，提供便利的阅卷条件，进行必要的录音录像，及时发布案件相关信息，恰当满足媒体的采访要求等，都是敏感性案件公开审理的必要条件。


智力支持。审判是一种判断活动，它不仅取决于案件本身，也取决于法官的认识水平。法官的认识水平也是有限的，尤其是当涉及到法律之外的事务时，比如专业技术、某方面的政策。这时对法官提供正当程序下的智力支持是完全必要的，美国的“法庭之友”制度，欧洲的“公设律师”制度，都是法庭智力支持的重要来源。我国立法上没有这样的制度，但实践中，“专家意见书”以一种不规范的方式广泛存在着，应当成为我国立法进一步完善的内容。


审判管理。世界上不存在没有管理的审判活动，审判中的管理须以不违反法律规定为最低要求。敏感性案件比一般案件需要更多有针对性的管理，从法官资源上、审判设施上、时间安排、文书制作、公开措施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根据案件情况进行组织安排，避免出现过失和疏漏。


敏感性案件的诉讼程序类型化，主要体现的是司法方法方式上的针对性，目的是为了在诉讼法的基本框架内加强司法应有的严谨性和司法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当然也对完善我国有关诉讼程序提出了要求。需要注意的是，既然“敏感性”可以影响案件的某些诉讼程序，那么就需要避免人为制造案件的“敏感点”来达到一方当事人的目的，比如改变案件管辖，这需要法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判断。


（作者系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