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部


律师资格全国统一考试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律师资格考试工作，保证律师队伍的质量，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律师资格考试是国家举行的专业资格考试，由司法部统一组织。
考试合格的，由司法部授予律师资格。

　　第三条
律师资格考试面向社会，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人均可报告参加
考试。

律师资格考试贯彻公平竞争的原则。

　　第四条 律师资格考试每年举行一次。

　　第五条
律师资格考试由司法部统一命题，统一制作试卷，统一组织评卷，
统一录取。

　　第六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报名参加律师资格考试：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中国公民；

　　（二）取得法学大专、非法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同等专业水平；

　　（三）品行良好。

　　第七条
有《律师法》第９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不得准许其参加律师资格考
试。

　　第八条
报名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应当持本人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和本人
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三张），到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报名。

　　第九条
报名应交报名费。报名费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会同
同级收费管理部门确定。

　　第十条
律师资格考试的考区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根据报名
情况设置。

　　第十一条
每个考区应当设立考务办公室，配备监考、保卫、保密等工作人员。

每个考场配备三名监考人员，考生不得超过３０人。

　　第十二条
考生应当持准考证和身份证件参加考试，遵守考场纪律。

　　第十三条
在组织考试中出现意外情况，致使考试工作无法进行的或可能影响
考试公正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并向上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告。

　　第十四条
考试成绩由考生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通知考生。

　　考试合格的人员，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领取律师资格
证书。

　　第十五条
考生需要查分的，应当在接到考分通知１０日内，向所在地司法行
政机关提出申请，并交纳查询所需的通讯费用，由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报请省一
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核查。

　　第十六条
参加律师资格考试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试成绩无效，并在两
年内不得参加考试：

　　（一）提供虚假、伪造证明材料或以其他欺骗手段骗取报名资格的；

　　（二）由他人冒名顶替参加考试的；

　　（三）有作弊行为的；

　　（四）扰乱考场秩序或其他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

　　第十七条
工作人员有下列形之一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或处罚；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泄露考题；

　　（二）包庇、纵容考生作弊；

　　（三）篡改分数。

　　第十八条
港、澳、台居民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由司法部另行规定。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民工荒”呼唤修改《劳动法》
李华振


本文原载《工人日报》2004年12月6日第7版，后又被新华社作为社论转摘（有删节）



从珠三角发端、进而波及全国的“民工荒”，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的一个关键词，它引发了学界的一系列检讨性思考。这场“民工荒”所触及的深层问题中，《劳动法》应当是最要检讨的，它再次把我国现行《劳动法》的不足曝露了出来。
现行《劳动法》是于1994年7月5日正式通过的，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劳动法》却没有与时俱进。这场“民工荒”再次显露了现行《劳动法》的不足。
一、现行《劳动法》关于适用范围的条款急需扩容
由于现行《劳动法》制定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所以仍是建立在从计划经济体制沿袭下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之基础上的，其第二条就清楚地表明，它的适用范围并不包括“民工”。作为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法》，竟然“春风不度玉门关”，为数众多的民工成了一个无法可依、无法可保的“《劳动法》的春风吹不到的角落”。
有人主张区分“劳动”、“劳务”、“雇佣”三个概念，认为民工不能成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只能成为“雇佣法律关系和劳务法律关系”的主体；主张在现行《劳动法》之外，再单独制定专门适用于民工的《雇佣法》。
笔者并不赞同这种基于“身份识别”的分别立法模式，因为它与现代市场经济通行的“契约识别”相悖，不利于打破由于城乡差别而形成的“城市工人”与“农民工人（民工）”之身份积弊。正确的解决之道应是修改现行《劳动法》，扩大其适用范围，把民工也涵盖进去。
二、现行《劳动法》关于“劳动歧视”的条款急需完善
民工在“劳动歧视”上，也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现行《劳动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禁止的“劳动歧视”，只包括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四种情况。这一规定，明显窄于第111号国际劳工公约的范围（该公约还规定了基于劳动者的出身等原因而进行的劳动歧视）。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现行《劳动法》根本没有禁止“户籍劳动歧视”的条款。而据有关的法规及司法解释，比如1994年11月17日劳动部发布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对民工进行了明显的“户籍劳动歧视”。实际上，这种歧视不仅限于民工，而是在所有的劳动者身上都普遍发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很多企业因为户籍限制而不能招聘自己急需的人员，很多劳动者也因为户籍歧视而不能应聘那些能更好地发挥其才能的岗位。
这已经严重地妨碍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劳动力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劳动力资源无法实现最大化的优化配置。因此，《劳动法》必须对“劳动歧视”条款进行完善，增加关于“户籍劳动歧视”的规定。
三、现行《劳动法》关于集体合同的条款急需严谨化
民工与用工单位之间，以集体合同最为普遍。但是，现行《劳动法》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不足，其第三十三条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从法律用语的严谨性上看，这里的用语是“可以”而不是“有权”，按照法理学上的理解，“可以”表示一种任意性的权利，当事人可以为一定的行为，也可以不为一定的行为。那么，当劳动者提出要签集体合同时，用工单位就“可以”选择不为这种行为，即拒绝与劳动者签订集体合同。
可见，现行《劳动法》第三十三条关于集体合同的规定，是一种授权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而非义务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这明显不利于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劳动者。
因此，为了平衡劳资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为了达到实体公平，应该把“可以”改为“有权”，且主语由双方（“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改为单方（“劳方”）。即：把《劳动法》的这一条修改为“劳方有权提出与用工单位就……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
四、现行《劳动法》关于劳动保障的条款急需修改
在对民工的劳动保障上，现行《劳动法》更是急需大动手术。由于它把民工等类型的劳动者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因此，民工的劳动保障就不能适用《劳动法》。
由于民工所从事的工种不再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耕种土地，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业生产，相应地，他们所面临的劳动风险已经不再是小农经济的自然风险，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相适应的现代风险结构。传统的家庭体系和土地体系已经难以再为民工提供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保障，必须将这些“农民工人（民工）”纳入与“城市工人”相同的劳动保障体系之中。将来修改《劳动法》时，应当对此做出规定。




按：本文原载《工人日报》2004年12月6日第7版，后又被新华社作为社论转摘（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