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与宪政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英 文 名〕 Procedure and Constitutionalism

〔内容简介〕 宪政中的程序即宪法程序，是宪政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程序是其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统一。其内在价值意味着宪法程序具有不依赖于外在目的或程序结果进行价值评判的独立性。宪法程序构建模式有两种，即严格规则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结合我国宪政建设的实践，当前的宪政建设应在选择正当程序模式基础上优先发展宪法程序。

〔关 键 词〕 宪政 宪法 程序 价值



近年来，程序问题受到我国法学界空前的关注。早在80年代末，政治学家们就注意到中国政治的非程序性，发现在西方政治发展中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正好是借程序正当化来实现的，甚至可以说，政治民主化与程序正当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中国政治之非程序化的背景及西方政治程序化的现实深深地激发了法学家的思维。〔1〕在诉讼法学、行政法学和法理学等领域，程序理论的研究获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在宪法学领域，程序问题一直未受到相应的重视。宪政是现代政治制度的重要基础和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宪法是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权利的国家根本大法；〔2〕对其程序的研究和完善，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宪政程序还是宪法程序？



目前宪法学者对程序问题的研究是在两种意义上进行的。

一种可称之为宪法程序。论者指出，所谓宪法程序，是指“宪法关系的主体实施宪法行为的程序，即由宪法所调整的国家权力的组织与行使的方式、方法、步骤、顺序和时限的总和。”与法律程序相比，其特性是：主体具有广泛性、规范具有原则性与具体性相结合的特点，在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性以及在程序的设立上代表机关可以决定自己的议事程序等。在宪法程序中，最主要的程序有：宪法修改程序、选举程序、人事任免程序、立法程序、会议程序、监督程序、权利保障程序和违宪审查程序等。〔3〕也有人从宪法规定中程序性条款的角度，对我国宪法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程序性条款的规定在宪法中所占篇幅很少，使我国宪法的实施失却了一个充分的内在保障，构成“先天缺陷”。即使被公认为是我国最好的82年宪法，其程序性条款的缺陷也可概括为：“过少不严密，过粗不细密”。论者于是开出了补充、细化宪法的程序性条款，增设保障公民权、体现“程序正义”的弹性条款，增加有关政党参与国家权力的程序规定，将宪法监督及其程序单列一章予以规定并明确违宪审查的主体、对象及基本程序等疗治“先天缺陷”的“药方”。 〔4〕上述研究，对宪政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另一种可称之为宪政程序。论者未明确宪政程序的准确定义，而是提出了“宪政的形式意义”的命题，认为宪政的基本原则主要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实现的，宪政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通过程序来体现。〔5〕笔者理解，“宪政的形式意义”命题中的宪政程序就是宪政所依赖的“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即宪政基本原则，宪政精神得以实现的工具、方式和步骤。〔6〕

问题是，宪法程序与宪政程序是否同一？或者它们有区分的必要吗？认为二者有区分之必要的理由是：学界越来越一致地认为，宪法与宪政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7〕既是根本不同的东西，实施宪法需要程序，实施宪政当然也需要程序，宪法程序与宪政程序自然也就不同，两种程序的区别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这个理由值得商榷。因为，这种观点将宪法和宪政仅是在表面上看成“两个根本不同的东西”，而在本质上将二者视为性质完全相同的事物，即法律实体。法律实体与法律程序是一对矛盾范畴。〔8〕既然宪政与宪法一样是法律实体，当然也和宪法一样有其相应的程序。事实上，宪政与宪法的真正区别在于，宪法首先是法律，〔9〕而宪政是一种政治制度或政治形式或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而不是法律。〔10〕宪政是宪法的实施过程，不存在宪政的法律实体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单独的宪政程序。

但是，宪政必然包含程序。宪政是宪法或民主政治的操作与运行过程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如郭道晖教授即认为宪政是创造宪法（立宪）、实施宪法（行宪）和维护宪法（护宪）、发展宪法（修宪）的政治行为的运作过程。〔11〕将宪政定义为过程，似嫌偏颇。但宪政包含立宪、行宪、护宪及修宪的过程则是不争的事实。人为的、规范的过程意味着程序。宪政取决于一定形式的正当过程，正当过程又通过程序来体现。宪政的实现过程就是一个“从实体到程序”的过程。〔12〕在这种意义上说，“宪政的程序性” 〔13〕是一个富有启发且可接受的概念，它表明宪政即立宪、行宪、护宪、修宪的实现过程应是一个程序的运行过程，揭示了宪政本身所具有的程序属性，程序本身就是宪政的内容之一。可见，“宪政程序”这一提法不妥当，在宪政之外并不存在独立的程序。因此，“宪政程序”概念应切换为“宪政的程序性”。

宪法程序的提法也并未普遍被人们接受。有人认为，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是刑法、民法的程序（法）但却没有刑法程序、民法程序的说法。因此，也不宜使用宪法程序的概念。〔14〕在笔者看来，“宪法程序”是可以被接受且较为合理的一个宪法学语词。理由是，第一，实体与程序合一，是宪法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与刑法和刑诉法、民法和民诉法实体程序完全分离独自发展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宪法中既有实体性规范，又有大量程序性规范。〔15〕完全可以将宪法中的程序性规范称为宪法程序。第二，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任何法律都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予以实施，否则法律将成具文。宪法也不例外，它也必须通过程序才能真正得以实施。使宪法得以实施的程序，完全可以冠之宪法程序。第三，之所以称宪法程序，而不称“宪法诉讼法”，是因为，宪法中实体规范的实现并不主要依赖诉讼，宪法诉讼并不是宪法的主要内容。宪法主要依赖于立法、修宪、议决、选举等程序实现。这是宪法与刑法、民法相比所具有的重要特征，而刑法、民法的实体规范以诉讼法的实施为根本实现方式。

据此，笔者认为，宪政的程序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宪政实现的过程性，二是作为宪政实施依据的宪法的程序规范即宪法程序。宪政实现的过程就是宪法程序（或规范）的展开和运行过程。因此，宪政的程序其实质或核心就是指宪法的程序或宪法程序。



二、程序在宪政建设中的地位



对程序在宪政建设中的地位，目前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宪政的关键在于程序。论者认为，“宪政的关键问题是程序问题。”论证的根据是，（一）程序能保证政府行为的形式合理性和形式正义性；（二）程序使当事人的选择更具有理性；（三）程序的完成过程亦即宪政的实现过程。〔16〕相近的论述还有，“对于宪法精神以及权利的实现和保障来说，程序问题确系致命的所在。”〔17〕这种观点，强调了程序对于宪政的重要性，赋予了程序问题在宪政中极高的地位，论者提出了“宪政程序化”的口号，并认为“‘宪政程序化’在本质上指如何在互相抵触的各种宪政规范之中进行最佳选择，并使这种决定具有正当性和约束力的问题。”〔18〕另一种观点认为宪政的关键在于实体。这种观点认为，毫无疑义，程序对于宪政有着重要意义。从西方宪政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其它的条件都得到满足，那么也可以说“没有程序也就没有宪政”。然而，并不能因此而把宪政的程序问题一般化、极端化。程序并不是灵丹妙药，不能把许多重大的问题纳入“程序的架构中进行解决”。宪政首先表现为一套成熟的价值体系，如个人尊严、自由、尊重少数人的权利等，而程序则不过是为实现这些价值而设定的途径和方法。其结论是：“中国宪政建设的关键是实体问题，而非程序问题”。〔19〕进一步而言，宪政的关键是“合理确定权利与权力的界限并有效制约权力以实现权利。”〔20〕

在宪政建设中必须重视程序问题，是两种观点的共同之处，其分歧仅在于重视的程度不同。在笔者看来，要判断程序和实体何者更为重要，还缺乏相应的可资援引或参照的标准或背景。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但缺乏深入的论证。在一般的意义上，作为表达人类行为的目的并规制这一目的的法律实体〔21〕，与作为人们针对法律实体所设定的意思沟通的原则、过程和方式的法律程序，〔22〕更显现出一种相互间的依存性，仅存在何者更为根本的问题，或者何者起决定作用的问题。然而，我们不能得出结论说，根本性问题或具有决定作用的问题就比其他问题更为重要，更为关键。如物质决定意识，并不表明物质比意识更为重要。事实上，从法哲学上讲，实体与程序是法律的一体二面，缺一不可，不存在何者是关键的问题。正如汉斯·凯尔森指出的，“没有第一类规范（即形式规范，或程序规范——引者注）的适用，就不可能有第二类规范（即实质规范，或实体规范——引者注）的适用。”程序规范与实体规范“只有在有机的结合中才组成法律”。 〔23〕笔者认为，根本性、决定性范畴仅是哲学上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命题。而重要与否，以及重要的程度才是一个现实的、实践的命题，且具有相对性。也即是说，一个事物是否重要及重要程度依不同的主体、不同条件而定。“重要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个事物只有相对于具体的时空条件，相对于具体的人的需要，“重要性”才有实在的意义。“重要性”也是一个比较和选择的概念。宪政建设中，实体与程序何者更为重要，也是一个比较和选择的问题。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相对于当时人们的需要在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在程序和实体二者中所作的一种优先性选择，这仅是一种临时性的政策性考虑，这种选择不具有终极性，随着历史条件及人们需要的变化，可以随时作适应性调整。“重要性”还是人们对外在物与自身需要的满足程度的体悟，对“重要性”的判断构成人们行为的指引。只有对某一事物“重要性”具有足够认知，人们才能将大量的时间、精力倾注于这一事物，并努力促进这一事物更加完善或对我们更有意义。这一点对我们研究程序与实体何者更重要的问题具有指导意义。然而，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重要性”并非纯粹主观的产物，而是由客观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只有主观对“重要性”的认识与客观需要相一致，这种选择才是合理的，也才能实现主体在选择时的合理预期。在现阶段，我们应将实体还是程序作为宪政建设的优先性选择？换句话说，在现时条件下，宪政建设中到底是实体更重要，还是程序更重要？这个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而是一个确定未来宪政发展走向的价值选择。因此，选择实体优先，还是选择程序优先，抑或是二者并重，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确定这样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即程序与实体并重，并最终达到程序与实体和谐统一。但鉴于目前我国程序性条款的规定在宪法中所占篇幅很少，且“中国的宪政研究多注重国体政体、权利义务等实体部分，于程序问题不免有轻视之嫌”，程序性规定“残缺不全”〔24〕的现状，笔者以为，当前应当优先发展宪法程序。理由是：第一，我国目前在宪法实体规定方面已趋完善，如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仅从条文看可以说是比一些西方国家的规定都更加完备、更加先进。与此形成对比，我国宪法程序的规定相当滞后。因此，应优先发展程序，使二者发展呈平衡、统一态势。第二、程序的阙如，使实体规范不能有效实现，而成具文。与其让完备先进的实体规定留在纸上，还不如先完善程序，使实体规范完全得到实现。同时，优先发展程序，并不否定实体规范的适时发展，只是强调在现阶段宪政建设的侧重点是发展程序。



三、宪法程序的价值及其独立性
江西省人大


南昌市城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
江西省人民代表大会


（1997年5月30日南昌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6月20日江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城市出租汽车的管理，维护正常的营运秩序和交通秩序，保障乘客、承租人、经营者及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出租汽车是指提供客运服务或者车辆租赁服务的客运车辆。
客运服务是指按照乘客意愿提供运送服务，并且按照里程和时间收费的出租汽车经营活动。
车辆租赁服务是指向承租人出租不配备驾驶员的客运车辆，并且按照里程和时间收费的出租汽车经营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市城市规划区和航空港的出租汽车经营者、驾驶员和乘客、承租人以及与出租汽车业务相关的单位、个人。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市政公用局）是本市出租汽车行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其所属的客运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工作。
市公安、工商行政、物价、税务、技术监督、交通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出租汽车行业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出租汽车应当与其他公共交通客运方式协调发展。
市市政公用局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编制出租汽车数量、档次、停车场、营业站和调度网络等的发展规划和计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六条 出租汽车行业实行统一管理、合法经营、公平竞争。
出租汽车经营权实行有偿使用。市市政公用局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市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办法，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二章 经营资质管理
第七条 从事客运服务的企业，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规定要求的客运车辆和相应的资金；
（二）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停车场地和经营场所；
（三）有一定数量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四）有与经营方式相配套的经营管理制度。
第八条 从事客运服务的个体工商户，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本市的常住户口；
（二）有符合规定要求的客运车辆和相应的资金；
（三）有停车场地。
第九条 从事车辆租赁服务的企业，必须符合本条例第七条第（一）、（二）、（四）项的规定。
第十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本市的常住户口；
（二）有车辆管理机关核发的机动车驾驶证；
（三）经客运服务职业培训合格并取得服务证。
第十一条 需从事客运服务或者车辆租赁服务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应当向客运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且提供有关的证明文件和资料，客运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本市出租汽车发展计划和申请人的条件作出审核决定。核准的，书面通知其按照市人民政府批准的具体办法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

不核准的，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申请人持取得出租汽车经营权的证明文件分别向有关部门办理营业执照、车辆牌照、税务登记证和第三者责任保险、乘客意外伤害保险等手续。
申请人办完上款手续后，由市市政公用局发给经营资质证书，由客运管理机构发给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营运证和城市客运许可证。
第十二条 本市车辆未经批准不得用于出租汽车经营活动；非本市车辆不得用于起点和终点均在市城市规划区内和航空港的出租汽车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 市市政公用局对经营者的经营资质证书实行年审制度。
第十四条 经营者歇业应当自歇业之日起10日内向客运管理机构办理有关手续。
经营者转让出租汽车经营权的，必须按照规定向客运管理机构办理有关手续。

第三章 客运管理
第十五条 经营者应当对出租汽车驾驶员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将客运服务车辆交给无服务证的人员驾驶；
（二）客运服务车辆需退出营运的，应当向客运管理机构办理注销手续；
（三）按照规定交纳出租汽车管理费。
第十六条 客运服务车辆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车况符合出租汽车运行技术条件，并按照车辆管理机关规定的期限接受检验；
（二）车身两侧标明经营者名称和监督电话；
（三）按照规定装置准确有效的计价器、空车待租标志灯、暂停营业标志、语言报话器、安全防护设施和顶灯；
（四）按照规定张贴收费标准、城市客运许可证，设置服务证；
（五）车辆必须保持清洁卫生，车内必须设置禁止吸烟标志。
第十七条 出租汽车实行扬手招车、电话预订和站点租乘等服务方式。
经营者和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为乘客提供安全、文明的服务，对老弱病残、孕妇等特殊用车对象优先供车。
遇有抢险救灾、主要客流集散地供车严重不足等特殊情况时，经营者和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服从客运管理机构的统一调度。
第十八条 经营者和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执行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
经营者必须依照国家税法规定纳税，使用地方税务部门监制的出租汽车限额发票，不得以其它票据代替。严禁拒开发票。
第十九条 航空港、火车站、客运码头、长途汽车站、大型宾馆、商业中心和其他客流集散地，应当设置出租汽车营业站，并向出租汽车全行业开放。进站营运的客运服务车辆应当服从营业站的统一管理。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对营业站的管理进行监督。
出租汽车营业站未经市市政公用局和规划、公安交通等管理部门批准，不得关闭或者改变用途。
第二十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携带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营运证；
（二）按照公安交通管理机关指定的地点停放车辆，上、下乘客时按照规定停车；
（三）按照乘客要求的路线行驶；乘客未提出要求的，应当选择距目的地最近的路线行驶；需要绕道的，应当向乘客说明理由；
（四）按照规定操作计价器；
（五）不得超过计价器显示金额收费，并且出具出租汽车限额发票；
（六）不得强行拉客或者拒载乘客；
（七）不得运载违禁物品；
（八）未经乘客同意，不得另载他人；经乘客同意合乘的，应当按照规定减收车费。
第二十一条 乘客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在车厢内吸烟，不乱扔废弃物，不污损车辆；
（二）不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三）醉酒者和精神病患者乘车须有人监护。
第二十二条 乘客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支付车费，遇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可拒绝支付车费：
（一）客运服务车辆无计价器或者有计价器不使用的；
（二）出租汽车驾驶员超过计价器显示金额收费或者不出具出租汽车限额发票的；
（三）客运服务车辆营运中发生故障不能继续行驶的。
第二十三条 乘客需要夜间出城时，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要求乘客同到公安机关设立的出城岗亭办理验证登记手续，乘客应当予以配合。
第二十四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对不遵守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规定的乘客，可以拒绝提供客运服务。
第二十五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发现乘客遗失物品应当及时归还；无法归还的，应当及时上交经营者或者客运管理机构。
乘客在客运服务车辆上遗失物品的，可以凭出租汽车限额发票向经营者或者客运管理机构查寻。

第四章 车辆租赁管理
第二十六条 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车辆租赁服务管理制度，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批准的经营范围营业；
（二）按照物价部门批准的标准收费，使用地方税务部门监制的统一发票；
（三）按照规定交纳出租汽车管理费；
（四）需退出营运的，经营者应当向客运管理机构办理注销手续。
第二十七条 租赁服务车辆必须符合下列规定：
（一）车况符合出租汽车运行技术条件，并按照车辆管理机关规定的期限接受检验；
（二）按照规定张贴城市客运许可证；
（三）不得装置计价器和顶灯。
第二十八条 承租人承租车辆，应当出具身份证、驾驶证等有关证件。经营者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并可以要求承租人提供担保。
第二十九条 承租人承租车辆后，不得擅自转租或者利用承租的车辆从事客运服务。

第五章 检查和投诉
第三十条 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出租汽车的监督和检查。客运管理人员执行检查任务时，应当出示证件。
第三十一条 客运管理机构和经营者应当建立投诉受理制度，接受对违反本条例行为的投诉和社会监督。
投诉者应当说明投诉事实和理由，并且提供有关证据。
第三十二条 客运管理机构接受投诉后应当在5日内通知被投诉人，被投诉人对投诉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通知之日起7日内提出申辩意见。客运管理机构应当自接受投诉之日起1个月内作出处理；情况复杂的，经市市政公用局批准，可以再延长2个月。
经营者接受投诉后应当在15日内作出处理。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对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要求客运管理机构处理。
第三十三条 乘客和出租汽车驾驶员对供车、收费有争议的，可以到客运管理机构接受调处。租乘时起至受理时止的车费由责任方承担。
乘客投诉计价器失准的，客运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封存计价器及其附设装置，并将其送技术监督部门校验。由此发生的费用由责任方承担。
第三十四条 对超过标准收费的投诉，受理单位查实后可以对投诉人给予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在市城市规划区内和航空港从事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客运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停止经营活动，到指定地点接受处理；由市市政公用局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000元罚款。
第三十六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市政公用局责令改正，并予以处罚：
（一）将客运服务车辆交给无服务证的人员驾驶的，处500元罚款；
（二）退出营运不向客运管理机构办理注销手续的，处200元罚款；
（三）不按照规定向客运管理机构办理出租汽车经营权转让手续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元罚款；
（四）不按照规定向客运管理机构办理城市客运许可证的，处1000元罚款。
第三十七条 出租汽车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市政公用局责令改正，并予以处罚：
（一）车身两侧不标明经营者名称和监督电话的，处300元罚款；
（二）不按照规定装置计价器、空车待租标志灯、暂停营业标志、语言报话器、安全防护设施和顶灯的，处200元罚款；
（三）不按照规定张贴城市客运许可证、设置服务证的，处3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出租汽车驾驶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市政公用局予以处罚：
（一）不携带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营运证的，处200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三）项规定，故意绕道行驶的，责令退还车费，并处200元以下罚款；
（三）不按照规定操作计价器或者超过计价器显示金额收费的，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四）强行拉客或者拒载乘客的，处500元以下罚款；
（五）强行搭载乘客或者搭载乘客不按照规定减收车费的，责令退还车费，并处300元以下罚款；
（六）不出具出租汽车限额发票的，处200元罚款。
第三十九条 经营者或者出租汽车驾驶员遇有抢险救灾、主要客流集散地供车严重不足等特殊情况时，不服从客运管理人员统一调度的，由市市政公用局给予警告，可以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三）项、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二）、（三）、（四）、（五）项、第三十九条规定，情节严重的，由市市政公用局责令暂停营业15日以下，停业期间，车辆按照指定地点停放。拒不改正的，由市市政公用局取消其出租汽车经营
资质或者吊销其服务证。
凡被取消出租汽车经营资质的，市市政公用局应当提请市公安、工商行政、税务、技术监督、交通等部门注销其有关证件。
第四十一条 承租人擅自转租或者利用承租的车辆从事客运服务的，由市市政公用局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经营者不按照规定交纳出租汽车管理费的，由客运管理机构责令限期补交，并按欠交管理费总额，每日收取5‰的滞纳金。
第四十三条 本条例规定由市市政公用局实施的行政处罚，除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外，市市政公用局可以委托客运管理机构实施。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依照法律、法规应当由公安、工商行政、物价、税务、技术监督、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予以处罚的，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罚。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
第四十六条 市市政公用局或者客运管理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或者负责人的责任；造成乘客、承租人或者经营者及出租汽车驾驶员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办理资质审查、核发经营资质证书的；
（二）不按照规定办理城市公共客运交通营运证、城市客运许可证、服务证的；
（三）不按照规定受理投诉的。
第四十七条 客运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玩忽职守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市政公用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7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