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列案件是正当防卫吗？如何主张自己是正当防卫？

夏德忠 王雷都


案情简介
案例一：男子遭绑架，为逃脱用计勒死绑匪
徐某以向肖某要债为名，找来张某、李某等人作帮手，其后徐某又找来其哥哥徐某某帮忙。某日徐某等四人设计将肖某绑架至徐某住处，徐某逼迫肖某交出银行卡并说出密码，徐某随即遣散了张某、李某，留下其哥哥徐某某看守肖某。
徐某则自己去银行取钱。
此时，肖某赚取徐某某的同情，不断给其松开捆绑的绳子，后肖某找机会勒死了徐某某，并逃脱。肖某报警后，徐某、张某、李某等三人被抓获。

案例二：为追回被抢自行车，砍死抢劫者
某日晚，肖某被鲁某等三人拦住，肖某丢弃自行车逃跑，鲁某等人追了一会儿肖某后，即骑着肖某自行车逃跑。肖某跑开后电话通知其父，让其父亲带上刀去追鲁某三人。后肖某找到三人踪迹后，肖某用刀砍了鲁某的头部，致其失血过多死亡。

案例三：小偷入室盗窃被发现，业主持刀刺死小偷
李某经营着一家商店，某夜，小偷陈某潜入李家商店行窃，被李某发现，李某随即持刀前往商店，与之搏斗，并将陈某刺伤，陈某带伤逃跑，李某报警。次日，陈某因失血过多死亡。李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分歧意见
案例一：
第一种观点：本案中，徐某等人是抢劫罪，肖某勒死徐某某的行为构成刑法关于特殊正当防卫的规定，肖某因此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种观点：本案中，不论徐某构成非法拘禁罪（为索要债务，绑架他人），还是抢劫罪，还是绑架罪，因肖某被徐某某控制后，并徐某某并没有杀伤肖某的故意，并且还为其松绑，因此徐某某并非是对肖某的人身构成严重暴力威胁。又因为刑法规定必须是严重危及人身的暴力犯罪才能适用刑法规定的特殊正当防卫，所以肖某杀死徐某的行为不是特殊正当防卫，肖某防卫过当，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案例二：
第一种观点：肖某构成特殊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本案中，肖某自行车被抢后，随即追击抢劫犯，符合对当场性，鲁某等人又是抢劫，因刑法规定对于正在进行的抢劫犯罪，进行防卫，致犯罪嫌疑人伤亡的，不是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种观点：肖某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本案中，肖某自行车被抢后，肖某并且逃开了鲁某等人的追打，并且鲁某等人随即逃跑了。鲁某等人对肖某的人身已经不具有威胁，因刑法规定，正当防卫需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方才适用，所以本案不应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
并且肖某通知其父带刀赶来，主观上具有伤害鲁某等人的故意，客观上导致了鲁某因头部被刀砍中，失血过多而死亡，因此肖某构成故意伤害罪。

案例三：
第一种观点：小偷陈某潜入商店行窃，被业主李某发现，陈某抗拒抓捕，与李某搏斗，构成转化型抢劫，李某对正在进行的抢劫行为，进行防卫，属于特殊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种观点：小偷陈某主观上只有盗窃的故意，在李某持刀前来抓捕后，主观上也没有伤害李某的故意，只是挣脱逃跑，陈某对李某不够成严重人身安全的威胁，所以李某拿刀刺陈某的行为，不是特殊正当防卫，属于防卫过当，应以故意伤害罪定罪量刑。

法律规定
《刑法》：第二十条 【正当防卫】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防卫过当】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特殊防卫】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律师评析
案例一：
法院最终判决：肖某勒死徐某某属于特殊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徐某构成抢劫罪，张某、李某构成非法拘禁罪。
本案中肖某作为被害人，肖某的供述在证据上，是被害人自述，在证据效力上，是直接证据，且有较强证明力。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肖某自述其在与徐某某周旋及勒死徐某某的过程，最终得到认定。
肖某供述：徐某某被勒昏后，又来袭击肖某，肖某才与之搏斗，并死死勒住徐某某，致死死亡的。所以徐某某被勒死，肖某确实属于特殊正当防卫。
肖某的律师提出意见：肖某不欠徐某钱，本案不是非法拘禁，而是抢劫。肖某在勒死徐某某的过程中，与徐某某搏斗，被害人肖某的人身面临严重暴力威胁，因此肖某勒死徐某某的行为属于特殊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法院对肖某律师的意见予以采纳。

案例二：
法院最终判决：肖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
加大调解力度，促进司法和谐

王丹 王长君


　　随着“构建和谐社会”重大举措的提出，调解结案也成为法院青睐的结案方式，而调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谐”的代名词，各级法院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方式，实现调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整体原因

1. 调解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 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 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 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 “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 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个体(具体案件)原因

1. 债务及经济纠纷案件调解率较高，但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原因是债务案件是一种既期、短期利益，责任明确，争议不大，只是暂时给付不能，相对来说调解结案较容易，案件调解率也较高，但从调解率浮动幅度较大，主要原因是前几年金融机构贷款纠纷案件大量积累，为及时追回贷款，化解金融风险，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大量纠纷涌向向法院，有时占当年法院此类案件的绝大部分，此类案件基本都能调解结案，从而使当年案件调解率大幅度上升；从2003年以后，此类案件诉讼高峰期结束，即使有也仅占此类案件的极少部分，也导致了案件调解率和案件数量的大幅度降低。

2. 离婚、相邻案件调解率较低且较稳定。其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观念不断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人们对婚姻观念有较大的转变，其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婚姻自由越来越成为追求的目标，人性化得到充分体现，从而导致离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财产的独立性得到空前增强，对男子的依附性大大减弱，这也成为离婚的“催化剂”。在案件诉讼过程中，双方对离婚与否绝大多数能达成共识，但财产分割、孩子抚养就成为争议的焦点，从而导致调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调解率较低且稳定；相邻案件的双方当事人主要是隔壁两邻，有的还是亲属关系，其所争议的标的是具有长期性，甚至关系到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所以当事人在处分自己的权利时非常谨慎，出现“宁伤感情也不损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调解的难度增大，案件调解率较低的原因。

3. 侵权赔偿纠纷案件的调解率居中且基本稳定。侵权赔偿案件特别是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既涉及到财产权更涉及到人身权，产生纠纷的原因是平时积怨的结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诉讼过程中分歧较大，不容易调解结案，打官司的目的不仅是财产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讨个说法”，判决效果更好，当事人根本不愿调解，故此类案件调解率较低。

4. 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权等新类型案件）的调解率不稳定，波动幅度较大。随着我国法制进程的不断推进，法院受理案件范围越来越广，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且越来越专业化，每年所出现的新类型案件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调解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别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适用调解，调解率波动幅度较大就成了势在必然。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在调解工作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强调调解率，以调解结案作为评定工作和法官能力发主要指标。这就会使一些案件承办人员为了调解结案，出现强制调解的情况，如在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劝压调”、“以诱压调”等，甚至因法院内部审限及畏难情绪也会出现而对当事人采取强迫调解的现象；强调调解结案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辩证看待调解工作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视调解工作，使调解成为走形式。调解本来就是当事人之间一个互让互谅的过程，为使纠纷解决，必定有双方在利益上有所让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审判者和调解者的双重身份，要求让步的一方当事人会理解为司法的不公，对调解失去信心，表现为不积极，敷衍了事，这也打击了法官主持调解的积极性，使审判中的调解程序走走过场，很难调解结案，诉讼效率低。

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问题与思考和对策

（一）调解立法规范存在的不足

１．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２．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３．“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４．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５．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6．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３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３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