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行政复议司法化的必要性

王胜宇


　　一、行政复议的目的因素

　　行政复议制度的目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和自我反省，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曾被认为是行政复议的主要目的。“诉愿系被设计为行政自我反省之制度。” 行政复议应着重于确保行政机关遵守法律的规定，即所谓法规维持。而公民权益的保护，只是附带或反射性的作用。但当我们把目光转移到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角度，则行政复议存在的根本目的是对其受到行政侵害的利益的救济，行政机关行为的合法性维护则成了附带性和反射性的作用了。从根本上讲，“法治国家乃建立在人性尊严之基础上，根据人性普遍尊严之原则，确立了‘国家为人民而存在’之根本原理，本此原理迤俪而下，又具体化出‘司法为国民而存在’，且此一要求更可扩及一切行政救济制度，而谓‘一切行政救济制度为人民而存在’。”
　　笔者认为，行政复议的目的应定位在主要是公民权利的救济途径，行政复议法应从程序上保证行政复议的公正性。行政复议自其产生以来，就是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而存在的。从立法宗旨上来说，更多的不在于如何“保障”行政权，而应如何更好地“控制”行政权。行政复议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也正在于通过纠正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否则，行政复议就失去其应有之意。可以说，保护个人权益是设立行政复议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我国行政复议的理论是否符合实际，制度设计是否科学，实践活动是否成功，最后体现在行政复议救济制度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对受侵害的权利人的弥补和挽救上。”

　　据此，我国行政复议的制度目的主要表现在主次分明的两个方面：1、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体现它的救济性。2、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体现它的监督性。对于行政机关来说，行政复议又是一种监督机制，是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一种监督制度。与行政复议的权利救济性相比，它的保障和监督目的是第二位的。权利救济的制度目的决定了行政复议在制度设计上必然更加强调公正性，更加要求复议机关的独立和中立，要求复议程序的公平、公正、公开和参与，要求复议结果的正当和有效，而这些制度要求与司法的制度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吻合的。因而，司法对行政复议的制度目的的实现具有不可或缺的借鉴意义，否则，行政复议的目的就难以实现，进而丧失其存在的意义。

　　二、行政复议的功能因素

　　行政复议是裁决他人纠纷的行政争诉制度，定纷止争，及时正确解决社会现实中的行政纠纷是其主要的功能。随着福利国家的出现和行政权的扩张，单一的司法审查机制陷入了明显的困境：烦琐的审查程序，号称以公平为价值取向，却没有带来普遍的公平，反而牺牲了维系公平的公众福祉的效率；过于一厢情愿地强调对行政权力的限制，却对真正阻碍行政权的扩张无能为力，又成为行政目的实现的障碍；过于强调个人利益的保护，忽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适度平衡，最终损害个人利益的发展。为摆脱这种困境，行政行为审查机制从传统的司法权一元结构逐渐演化为行政审查与司法审查并行的二元结构。“作为一种救济管道，行政复议的第一要务应当是积极地、动态地实现纠纷的解决。” 现代法治国家中，对行政纠纷的解决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重要方式，其主要功能在于，为公民提供权利救济的完整保护。而行政救济途径的利用或进入，应尽可能容易及便宜或经济；行政救济必须及时迅速，否则，迟来的正义，即形同正义之拒绝；行政救济必须确实实现，否则，也只是画饼充饥而已。据此，行政复议提供正确、完整、实现、经济及迅速的制度功能，与行政诉讼制度一起构成完善的行政救济制度。

　　而提供正确、完整、实现、经济及迅速的制度功能又决定了行政复议不能是司法制度的同体复制，避免烦琐冗杂的司法程序，实现救济的及时性是行政复议制度出现和得以存在的基础之一。行政复议应同时具有司法和行政两方面的互补优势：一是吸纳司法的优势、修正行政的瑕疵，确立审查独立和地位中立原则，程序相对公正原则；二是通过行政特长原则和程序简约原则发挥行政的特质、补足司法审查的缺陷。目的和功能的共同作用，使得行政复议具有其本身特有的司法性和行政性，即不同于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也不同于纯粹的司法行为。

　　三、行政复议的效益因素

　　在行政复议制度中，理想的状态是公正和效率得以兼顾，获得二者的有机统一。但是正如有学者所言：“行政复议的历史和现实表明，复杂的社会现实无法使人们在公平与效率之间作绝对平衡的模式构建，人们所能做的只是在二者之间寻求最大程度形式平衡的契合点。” 从现实上看，行政复议结合司法的公平要素和行政的效率要素等各自优点的准司法性的制度设计是目前最好的选择。

　　日本学者棚濑孝雄认为：“无论审判能够怎样完美的实现正义，如果付出的代价过于昂贵，则人们往往只能通过放弃审判来实现正义的希望。” 从行政权主体的分解理论和从行政权归属主体和行使主体关系形态的理论出发，行政权行使的成本是第一位的因素，而成本的模式则是第二位的因素。成本是行政权行使中的关键概念，而模式则是形式意义上的概念，它是附着于成本的。成本归属于效率，模式归属于程序。因此，程序的设计应最大程度的体现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效益，程序的简约是其主要表现。然而，行政复议制度作为一种特殊的具有司法性质的行政权作用，其成本和效益的分析并不必然表现为或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学上有形效益的分析，要更加注重行政复议制度的无形效益，实现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社会正义，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表现在国家制度成本上，就要求国家加大对行政复议制度设置的投入力度，建立统一的行政复议机关，保障行政复议经费的充足，为行政复议制度的有效进行培养高素质的行政复议人员并提高和保证行政复议人员的薪金；表现在行政复议程序的设计上要吸收司法程序的公正、公平的程序理念，实现复议程序的准司法性；表现在行政复议程序的启动上，要将复议启动权赋予行政相对人，由其来决定成本是否符合其所要追求的结果。而这一切，都是司法制度的相应体现，都要求行政复议向司法逼近。

　　四、行政复议的域外因素

　　英国的行政裁判所制度、美国的行政法官听证制度和申诉委员会制度、日本的行政不服审查制度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诉愿制度等行政复议制度，都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体现行政复议组织的独立性、行政复议程序的司法化以及行政程序结果的准司法性等“司法化”特征。并且有经验证明：实行“准司法”的行政复议制度运行良好。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均由较为独立的复议机构对复议案件进行审查或参与审查。这不仅是因为由这样的机构对复议案件进行审查、裁决可以给公民较高的信赖感，更是因为这些机构一般都吸收具有专门知识和经验的人士以合议制的形式通过类似于法院审判案件的准司法程序处理复议案件，更能保证复议结果的公正性。

　　法律实践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种法律程序应当体现何种法律价值，并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程序所要实现和追求的目的。以解决纠纷为内容的行政复议，当然要符合解决纠纷的要求，这是客观规律性。独立性、公正性、争诉性及权利救济性是行政复议的应有之意，这也是任何名义或权力性质下的解决纠纷的程序所应具有的基本功能和特征。在现行法律制度中，只有司法程序或有司法性特征的程序才最接近、最符合这些要求。因此，行政复议的司法化是行政复议自身内容和根本目的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行政法制的必然趋势。


北安市人民法院 王胜宇
国家医药管理局


国家医药管理局关于对《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有关问题解释的函

1988年3月30日，国家医药管理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医药管理局（总公司）：
国务院发布《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后，部分地区来函提出一些问题，3月1日又邀请部分省医药局（总公司）和药材公司的同志，对《条例》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现解释如下：
一、“国家另有规定”指什么？法规之间有抵触，应以什么为准？
《条例》第二条中，“国家另有规定”系指《森林法》、《草原法》等法律，国务院国发〔86〕8号、国发〔87〕77号文件等法规和国家经委等十三个部门经重〔86〕385号文件等规章。凡本《条例》与法律有抵触的，必须以法律为准；法规和规章（包括地方立法）与本《条例》有抵触的，未经协调一致前均以《条例》为准。
二、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地方能否增加或减少？是否包括家种？家种与野生药材难于划分，如何管？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名录，是根据全国的情况而制定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根据本地的资源情况，因地制宜增减保护物种，制定本地区的保护物种名录。本《条例》只适用于野生药材资源保护，保护野生药材物种。作为商品的中药材，在进入流通领或之后，家种与野生药材一般难于划分，因此，应在未进入流通领域之前，即通过生产环节的严格管理，保护好野生药材资源。
三、采药证如何发放？是否一年发放一次？如与同级有关管理部门发生不同意见如何处理？医药管理部门能否单独发放采药证？
采药证的发放，应当经过申请、核准、发证等步骤，由县以上（含县）医药管理部门（没有医药主管部门的由县以上（含县）药材公司或其主管单位）会同同级野生动物、植物管理部门组织进行。采药证中应明确采猎物种、采猎期、数量、地域范围以及有关注意事项和有效期。采药证有效期过后，如需继续采猎者应另行办证。可不限制每年发放一次。如与同级有关管理部门发生不同意见，应请示当地人民政府解决，如果涉及到上级有关部门职权范围的问题，可逐级反映解决。医药管理部门一般不单独发放采药证，但征得同级有关部门同意可自行确定。
四、采药是否必须取得采药证、采伐证、狩猎证？还是只要取得其中任何一证即可采药？无证采猎如何处理？
凡采猎二、三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的，应区别三种不同情况持证采猎。一是采伐保护野生木本药材物种的，必须同时具有采药证和采伐证。二是狩猎保护野生动物药材物种的，必须同时具有采药证和狩猎证。三是不属以上两类保护野生药材物种的，必须持有采药证方可采集。无证采猎的，按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予以处罚。
五、《条例》第七条、第十四条中提到的“批准的计划”与“计划管理品种”有无区别？计划管理品种有几种？人参是否属于计划管理品种？计划管理品种以外，“其余品种由产地县药材公司或其委托单位按照计划收购”，应如何理解？
《条例》中的指“批准的计划”和“计划管理品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购销政策和管理方法也有区别。在二、三级保护野生药材物种中，计划管理品种系指国家指令性计划管理品种，即已成为商品的中药材的计划管理品种，不是指物种。目前中药材计划管理品种如麝香、甘草、杜仲、厚朴四种。人参不属于国家计划管理品种，我局1986年2月6日以〔86〕国药材字第67号《关于贯彻国务院批转国家医药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药工作的报告的意见〉的意见》中，已明确规定：“由各主产区制定具体管理方法，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关于“批准的计划”以及“其余品种由产地县药材公司或其委托单位按照计划收购”一语，系指以保护资源为目的，制定并经批准的采猎物种计划和产品收购计划，以及计划的执行，即只限于产地县药材公司及其委托单位按计划收购，不准其它单位和个人插手。
六、是否需要设立贯彻实施《条例》、加强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工作的专门机构或者可否设专人，“一套人马挂两个牌子”进行管理？能否发给检查证赋予监督检查的权力？以上类似问题在《条例》中没有明确的，可否在实施细则中加以具体规定？
各级医药管理部门即是野生药材资源的主管部门，负责《条例》的贯彻实施。但部分保护野生药材物种和进入市场后的野生药材，在管理上有交叉，因此，必须配合有关部门，按《条例》的规定以及部门职责分工共同加强管理。是否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一套人马挂两个牌子”进行管理，以及发给检查证赋予监督检查权力的问题，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凡《条例》中没有明确规定的，只要有利于野生药材资源的保护，符合改革、开放精神，又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都可以在实施细则中加以具体规定。
七、贯彻《条例》所需经费如何解决？医药管理部门进行“物质奖励”的基金是否可从罚款中提取？
经费问题，经与财政部协商的意见是：“商地方财政部门解决”。为此，请各地医药主管部门主动向当地人民政府汇报并请财政部门给予支持，尽快落实。罚款必须全部上缴财政。对执行本《条例》成绩显著的单位或个人的物质奖励，由地方财政另行拨款解决。
八、《条例》第十八条、二十条中哪些处罚由医药管理部门执行？罚款有无原则的规定？
如上所述，管理工作有交叉，必须与有关部门配合，而且各地的情况不一致，所以全国统一划分处罚的执行部门有一定困难。但具体到某一地区可以进行职能分解，明确职责分工；处罚的执行部门可在实施细则中予以明确。对罚款限额，本《条例》未作统一规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在制定实施细则中加以具体化。在各地的具体规定中，可能出现处罚轻重不衔接的现象，但需有一有个过程，在实施中不断总结经验，加以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