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严打”长效机制初探/曾五一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3 02: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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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严打”长效机制初探
江西省修水县公安局 曾五一
自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提出“严打”方针并组织实施以来，“严打”作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惩治犯罪，维护治安的一项长期刑事政策，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走过了20个春秋，有力地打击了犯罪，促进和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功不可没，但每次“严打”斗争在取得短期性阶段效应后，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依然相当严峻。阶段性“严打”没有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20年来，“严打”的社会基础，“严打”的对象，“严打”的方式都发生有规律而跳跃变化，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社会治安，把“严打”作为一项长期的刑事政策，以江总书记“与时俱进”的思想为指导，建立严打的长效机制很有必要。
一、建立统一的“严打”思想理论体系
1983年的严打，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据当时的社会治安状态的发展趋势提出来的，当时我国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文革”十年沉积下来的社会矛盾凸显出来，刑事犯罪迅速飚升；9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经济阵痛带来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犯罪象洪峰一样逐年上涨，特别是首都北京连续发生4起抢劫银行杀人案，于是党中央96年4月又一次作出了“严打”的重大部署；世纪之初，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经济体制不断被打破，而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运行机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尚难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也不完善，社会秩序混乱和有失规范现象比较严重，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引发刑事案件总量上升，危害增大。特别是在一些城市和乡村，恶势力称霸一方，作恶多端。有些地方的恶势力逐渐演变成为更具有破坏性和危害性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这些黑恶势力甚至染指基层政权，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于是，在2001年4月，中央召开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部署“严打”整治，期望在两年内实现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的目标。
“严打”方针的提出，根植于计划经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政治上由人治转为法治，社会关系由封闭的社会转为开放的社会，联产承包首先松动了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农民对田地的依附关系；政企分开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弱化了行政管理的凝聚力和控制力，单元楼群住宅兴起，淡化了居民互相约束监督的义务感，社区阵地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不灵了。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时刻把握社会治安的脉博，随其跳动而作相应的改变，并提前作出预测施以对策，因此，要求我们以一种科学的具有长期指导作用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我们进行严打的思想武器。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方略，是“严打”的理论基础。另外，“宽严相济”、“双基原则”（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也是“严打”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建立统一的“严打”法律体系
1983年，在原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这是国家权力机关第一次打严打的刑事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但在实质上，“严打”依政策进行，依两高一部的刑事政策进行，显得使“严打”失去了法律根据，依政策而不依法律，毕竟一个权宜之权，随着新《刑法》和《刑诉法》的制定和实施，已废弃了原有的两个“严打决定”，刑事法律更加规范统一。所以我们要以“依法治国”为“严打”的思想基础，就必须统一规范“严打”的法律体系。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严打”的对象显然是爆炸、杀人、抢劫、绑架及黑恶势力等严重刑事犯罪，但我国的司法理论和司法实战中都没有“重罪”与“轻罪”之分，因此，实事求是地建立“重罪”与“轻罪”理论，并施与相区别的刑事打击策略，是建立统一的“严打”刑事政策和法律体系的前提，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重罪”从《刑法》中分离出来，制订对其进行审判和科刑的“严厉”法律或重新对“两法”进行调整和修改，在程序上、实体上区别严重刑事犯罪和一般刑事犯罪。
制订统一的“严打”刑事法律体系，就是把“严打”的刑事政策上升为体现全国人民意志的刑事法律，刑事政策的连续性毕竟没有刑事法律的连续性那样旷日持久；刑事政策的严肃性毕竟没有刑事法律的严肃性那样震慑有力，“什么问题突出就坚决解决什么问题，哪里问题严重就抓紧整治哪里”，毕竟是一种权宜之策，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被动措施，只有制订统一的“严打”法律体系，才能保证“严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三、建立统一的“严打”运行机制
“严打”不应是单一抓捕判杀，而是要强调整个社会的综合治理，在建立了统一的“严打”思想体系和法律体系之后，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迅速建立统一的“严打”运行机制。
1、严打仍应实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工作方针
三次“严打”为什么总是走不出“打不胜打”的怪圈？根源在于忽视了“打击犯罪并不能根治犯罪”的道理。犯罪率的涨落与国家、社会矛盾有关，而不是仅靠公安机关努力能遏制或通过“严打”达到理想控制犯罪的社会效果，任何作为外力的刑事法律和政策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区域内对犯罪发生作用，只有在消除或者至少减少社会矛盾与 社会结构中诸多致罪因素的提前下，“严打”才能发挥其预防犯罪的功能。
2、改变现在不适应“严打”的司法体制
纵观我国的三次“严打”，无非是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司法机关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刑事犯罪，但这些工作对司法机关而言，本来就是法律赋予的职责，即使无有“严打”的提法，对严重刑事犯罪，司法机关也应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依法从严、从重。为了真正做到“严打”，就应改革现有不适应“严打”的司法体制，现在在司法体系中，“严打机构”是临时的，应建立长效的、完备的“严打”司法体系，如在公安机关建立“重案刑侦队”，检察机关另设“重案检控部门”，法院建立“严重刑事犯罪审判庭”等等。
3、进一步落实专案督办制度
对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有关单位要落实专门力量，做到专案专办，在落实各项保密措施的基础上，由领导逐级挂帅、督办，掌握进展，落实措施，动用各种侦查手段力求除恶务尽。
江西省修水县公安局 曾五一
自20世纪80年代初，党和国家提出“严打”方针并组织实施以来，“严打”作为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惩治犯罪，维护治安的一项长期刑事政策，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走过了20个春秋，有力地打击了犯罪，促进和保障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功不可没，但每次“严打”斗争在取得短期性阶段效应后，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依然相当严峻。阶段性“严打”没有根本上解决社会治安问题，20年来，“严打”的社会基础，“严打”的对象，“严打”的方式都发生有规律而跳跃变化，为了从根本上扭转社会治安，把“严打”作为一项长期的刑事政策，以江总书记“与时俱进”的思想为指导，建立严打的长效机制很有必要。
一、建立统一的“严打”思想理论体系
1983年的严打，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据当时的社会治安状态的发展趋势提出来的，当时我国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文革”十年沉积下来的社会矛盾凸显出来，刑事犯罪迅速飚升；90年代初期，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经济阵痛带来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犯罪象洪峰一样逐年上涨，特别是首都北京连续发生4起抢劫银行杀人案，于是党中央96年4月又一次作出了“严打”的重大部署；世纪之初，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经济体制不断被打破，而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运行机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尚难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也不完善，社会秩序混乱和有失规范现象比较严重，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引发刑事案件总量上升，危害增大。特别是在一些城市和乡村，恶势力称霸一方，作恶多端。有些地方的恶势力逐渐演变成为更具有破坏性和危害性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这些黑恶势力甚至染指基层政权，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于是，在2001年4月，中央召开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部署“严打”整治，期望在两年内实现社会治安明显好转的目标。
“严打”方针的提出，根植于计划经济，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政治上由人治转为法治，社会关系由封闭的社会转为开放的社会，联产承包首先松动了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农民对田地的依附关系；政企分开和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弱化了行政管理的凝聚力和控制力，单元楼群住宅兴起，淡化了居民互相约束监督的义务感，社区阵地控制能力大大削弱，原来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不灵了。时代的发展，要求我们时刻把握社会治安的脉博，随其跳动而作相应的改变，并提前作出预测施以对策，因此，要求我们以一种科学的具有长期指导作用的思想理论作为指导我们进行严打的思想武器。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方略，是“严打”的理论基础。另外，“宽严相济”、“双基原则”（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也是“严打”理论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建立统一的“严打”法律体系
1983年，在原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这是国家权力机关第一次打严打的刑事政策上升为国家法律。但在实质上，“严打”依政策进行，依两高一部的刑事政策进行，显得使“严打”失去了法律根据，依政策而不依法律，毕竟一个权宜之权，随着新《刑法》和《刑诉法》的制定和实施，已废弃了原有的两个“严打决定”，刑事法律更加规范统一。所以我们要以“依法治国”为“严打”的思想基础，就必须统一规范“严打”的法律体系。
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严打”的对象显然是爆炸、杀人、抢劫、绑架及黑恶势力等严重刑事犯罪，但我国的司法理论和司法实战中都没有“重罪”与“轻罪”之分，因此，实事求是地建立“重罪”与“轻罪”理论，并施与相区别的刑事打击策略，是建立统一的“严打”刑事政策和法律体系的前提，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把“重罪”从《刑法》中分离出来，制订对其进行审判和科刑的“严厉”法律或重新对“两法”进行调整和修改，在程序上、实体上区别严重刑事犯罪和一般刑事犯罪。
制订统一的“严打”刑事法律体系，就是把“严打”的刑事政策上升为体现全国人民意志的刑事法律，刑事政策的连续性毕竟没有刑事法律的连续性那样旷日持久；刑事政策的严肃性毕竟没有刑事法律的严肃性那样震慑有力，“什么问题突出就坚决解决什么问题，哪里问题严重就抓紧整治哪里”，毕竟是一种权宜之策，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被动措施，只有制订统一的“严打”法律体系，才能保证“严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三、建立统一的“严打”运行机制
“严打”不应是单一抓捕判杀，而是要强调整个社会的综合治理，在建立了统一的“严打”思想体系和法律体系之后，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迅速建立统一的“严打”运行机制。
1、严打仍应实行“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工作方针
三次“严打”为什么总是走不出“打不胜打”的怪圈？根源在于忽视了“打击犯罪并不能根治犯罪”的道理。犯罪率的涨落与国家、社会矛盾有关，而不是仅靠公安机关努力能遏制或通过“严打”达到理想控制犯罪的社会效果，任何作为外力的刑事法律和政策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区域内对犯罪发生作用，只有在消除或者至少减少社会矛盾与 社会结构中诸多致罪因素的提前下，“严打”才能发挥其预防犯罪的功能。
2、改变现在不适应“严打”的司法体制
纵观我国的三次“严打”，无非是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司法机关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严重刑事犯罪，但这些工作对司法机关而言，本来就是法律赋予的职责，即使无有“严打”的提法，对严重刑事犯罪，司法机关也应在法律规定的幅度范围内，依法从严、从重。为了真正做到“严打”，就应改革现有不适应“严打”的司法体制，现在在司法体系中，“严打机构”是临时的，应建立长效的、完备的“严打”司法体系，如在公安机关建立“重案刑侦队”，检察机关另设“重案检控部门”，法院建立“严重刑事犯罪审判庭”等等。
3、进一步落实专案督办制度
对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有关单位要落实专门力量，做到专案专办，在落实各项保密措施的基础上，由领导逐级挂帅、督办，掌握进展，落实措施，动用各种侦查手段力求除恶务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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