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人民政府


四川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

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44号


　　《四川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已经2010年3月3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现将修订后的《四川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公布，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四川省生猪屠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生猪屠宰管理，保证生猪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25号，以下简称《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的规定。

　　第三条　我省实行生猪定点屠宰、集中检疫制度。

　　未经定点，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生猪屠宰活动。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除外。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生猪，屠宰前应依法向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

　　第四条　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畜牧兽医、环境保护、卫生、公安、工商、质量监督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法负责生猪屠宰活动的相关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相关部门做好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五条　鼓励和支持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实行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屠宰生猪，配备与屠宰规模和销售能力相适应的生猪产品配送设施设备，提高区域市场生猪产品供应和消费安全水平。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建立生猪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第二章　定点屠宰


　　第六条　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在市（州）人民政府依法批准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或者小型生猪屠宰场点内屠宰生猪。

　　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设立应当严格控制，仅限于边远和交通不便的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能够由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保证生猪产品供应的城市周边地区不再设立小型生猪屠宰场点。

　　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生猪产品仅限于向本地市场供应。本地市场的具体区域范围由所在市（州）人民政府在审批小型生猪屠宰场点时根据当地实际核定。

　　第七条　省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畜牧兽医、环境保护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合理布局、适当集中、有利流通、方便群众的原则制订全省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设置规划（以下简称设置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省人民政府批准的设置规划应当向社会公布。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设立应当符合设置规划要求。

　　设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应当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具体办法由省商务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八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选址，应当符合国家和省环境保护、食品卫生、动物防疫、土地利用等方面的要求，远离医院、幼儿园、学校、敬老院、社会福利机构、居民集中住宅区及畜禽养殖场等场所。

　　禁止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法定保护区域内设置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
第九条设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充足水源，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二）设有待宰间、屠宰间、急宰间、隔离间，建筑要求和工艺设置符合国家标准及卫生防疫规定，光照充足、通风良好，建筑和布局符合国家生猪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的规定；

　　（三）配备与屠宰规模相适应并取得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具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

　　（四）配备与屠宰规模相适应并经省商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

　　（五）配备符合生猪屠宰技术标准和国家规定要求的检验设备、消毒设施和药品；

　　（六）配备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污染防治设施；

　　（七）配备符合病害生猪及生猪产品无害化处理标准的设施设备；

　　（八）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第十条　设立小型生猪屠宰场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充足水源，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二）具备与屠宰规模相适应的屠宰设备设施；

　　（三）配备与屠宰规模相适应并取得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具健康证明的屠宰技术人员；

　　（四）配备与屠宰规模相适应并经省商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的肉品品质检验人员；

　　（五）有必要的符合国家卫生要求的消毒设施和药品以及污水处理设施；

　　（六）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第十一条　申请设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或者小型生猪屠宰场点应当向所在地商务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交相关技术资料、说明文件。申请设立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应包括拟供应市场区域范围的申请。

　　市（州）商务主管部门收到书面申请及有关资料后15日内会同畜牧兽医、环境保护以及其他有关部门根据省政府批准的设置规划，依据《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报市（州）人民政府。

　　市（州）人民政府应当在书面征求省商务主管部门意见后5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或者不同意的书面决定。
申请人收到市（州）人民政府同意的书面决定后方可开工建设。

　　第十二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建成竣工后，应当向所在地市（州）商务主管部门申请竣工验收。经市（州）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畜牧兽医、环境保护以及其他有关部门验收合格的，由市（州）人民政府颁发全国统一编码的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

　　市（州）人民政府应当将其确定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名单及时向社会公布并报省商务主管部门备案。

　　申请人应当持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应当将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悬挂于厂（场）区的显著位置。

　　第十四条　生猪屠宰的定点实行一点、一证、一牌制度。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不得擅自在异地设立分厂或者车间；确需设立的，分厂或者车间应当符合设置规划以及本条例第九条或者第十条规定的条件并取得相应的定点资格。

　　小型生猪屠宰场点不得在异地设立急宰间、屠宰间等屠宰设施，不得在异地屠宰生猪。


第三章　屠宰与检疫检验


　　第十五条　生猪屠宰的检疫及其监督依照动物防疫法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生猪屠宰的卫生检验及其监督依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屠宰的生猪应当依法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检疫合格并附有检疫证明。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在检疫合格的猪酮体上加盖检疫合格验讫印章凡检疫不合格的生猪产品不得出厂（场）、场点。

　　除农村地区个人自宰自食的生猪应当依法实施申报检疫外，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在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进行生猪屠宰检疫。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依法补检中发现非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生猪产品时应当及时通知商务和工商部门依法进行处理、处罚。

　　第十七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屠宰生猪。

　　第十八条　禁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从事下列活动：

　　（一）对生猪或者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

　　（二）屠宰病死、毒死、死因不明、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生猪；

　　（三）为对生猪或者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场所；

　　（四）为未经定点违法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屠宰场所、产品储存设施。

　　第十九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对检验发现的病害生猪及生猪产品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病害生猪及生猪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的费用和损失按照国家规定予以补贴。

　　第二十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应当建立严格的肉品品质检验管理制度，按照国家规定的肉品品质检验规程进行检验。检验内容包括：

　　（一）生猪的健康状况、有无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以外的疾病；

　　（二）有无有害物质、有害腺体、白肌肉（PSE肉）或黑干肉（DFD肉）；

　　（三）是否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

　　（四）是否种猪或晚阉割猪；

　　（五）是否符合屠宰加工质量；

　　（六）国家规定的其他检验项目。

　　第二十一条　经肉品品质检验合格的猪胴体，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或者小型生猪屠宰场点应当加盖检验合格验讫章并附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方可出厂(场)、场点；检验合格的其他生猪产品（含分割肉品）应当附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或者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生猪产品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不得出厂(场)、场点，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四章　经营管理


　　第二十二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应当建立生猪定点屠宰证、章、标志牌的使用管理制度。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不得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生猪定点屠宰证书、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

　　进入市场销售的猪胴体应当具有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检疫合格验讫印章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生猪检疫合格证；检验合格的其他生猪产品（含分割肉）应当附具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第二十三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屠宰点运载生猪产品应当符合国家卫生标准要求。

　　第二十四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屠宰场点应当在生猪寄存、检疫检验、生猪产品运输等方面为生猪屠宰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方便服务。

　　第二十五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屠宰场点提供代宰服务时按规定收取服务费。具体收费标准由市（州）物价部门根据当地实际核定，报市（州）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定点从事生猪屠宰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依照《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予以处理、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依照《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予以处理、处罚。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第（四）项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依照《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予以处理、处罚。

　　第二十八条　从事生猪产品销售、肉食品生产加工的单位和个人以及餐饮服务经营者、集体伙食单位，销售、使用非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屠宰的生猪产品、未经肉品品质检验或者经肉品品质检验不合格的生猪产品以及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生猪产品的，由工商、卫生、质量监督部门依据各自职责依照《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予以处理、处罚。　

　　第二十九条　运输生猪产品不符合本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予以处理、处罚。

　　第三十条　小型生猪屠宰场点超出限定区域销售生猪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其他单位和个人超出限定区域销售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生猪产品的，由县级以上工商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可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从事肉品品质检验的人员未经考核合格上岗的。

　　（二）屠宰技术人员未持有县级以上医疗机构开具的健康证明上岗的。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小型生猪屠宰场点不再具备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仍达不到本办法规定条件的，由市（州）人民政府依法取消其定点资格。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商务、畜牧兽医、环境保护、卫生、工商、质量监督等相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依法进行处理、处罚。

　　第三十四条　商务、畜牧兽医、环境保护、卫生、工商、质量监督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生猪屠宰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本《办法》规定，对未经现场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生猪、生猪产品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志，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兽医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所称的小型生猪屠宰场点，是指设计规模达不到每日屠宰30头生猪，设施设备达不到《生猪屠宰企业资质等级要求》国家行业标准规定最低等级资质条件的生猪屠宰点。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一、基本案情

　　2012年3月8日15时许，被告人吴某在广西博白县东城市场一地摊处，用镊子扒窃了梁某放在外套口袋里的人民币340元，被群众发现并追捕，吴某为了脱逃便跑到一猪肉摊前，拿起一把杀猪刀威胁、恐吓追赶抓捕其的群众，后持刀逃跑2012年3月10日中午，被告人吴某在广西博白县城东城市场用镊子分别扒窃了刘某、陈某人民币70元、60元。

　　被告人吴某因涉嫌犯抢劫罪被抓获后，如实供述其扒窃后持杀猪刀抗拒抓捕的犯罪事实，还主动供述其于2012年3月10日中午两次扒窃的犯罪事实。

　　广西博白县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吴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扒窃他人财物，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以暴力相威胁，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又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扒窃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吴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抢劫犯罪，是坦白，且主动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盗窃犯罪，是自首，均可从轻处罚。吴某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吴某犯罪所得的财物，应当予以退赔。根据被告人吴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零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责令被告人吴某退赔梁某人民币三百四十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被告人吴某不上诉，检察机关不抗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二、争议焦点

　　被告人吴某在第一起犯罪中抗拒抓捕而成为转化型抢劫，其因该案被抓获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他盗窃罪行，是否属如实供述“不同种罪行”？被告人吴某是否构成自首？审判实践中出现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因盗窃成为转化型抢劫与其他盗窃罪行属“同种罪行”，被告人吴某不构成自首。理由：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关于罪行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三条进一步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该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还是不同种罪行，一般应以罪名区分。虽然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应认定为同种罪行。”本案第一起涉及的抢劫罪和第二起涉及的盗窃罪，在事实上没有关联，也不属选择性罪名，但在法律上有密切关联。本案涉及到由盗窃转化抢劫问题，刑法第二百二六十九规定，在盗窃过程中，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当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本是盗窃行为，由于行为人为抗拒抓捕当场使用暴力威胁的行为，法律将其拟制为抢劫。由盗窃转化后的抢劫和转化前的盗窃行为，基础罪名和转化后的罪名两者在法律上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本案中被告人吴某供述的其他盗窃事实和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由盗窃转化的抢劫事实，应认定为同种罪行，被告人吴某不构成自首。

　　第二种意见认为，虽然本案抢劫罪是因盗窃转化而成，但正因为其罪行的性质和特征已经转变，因而与其他盗窃罪行应属“不同种罪行”，被告人吴某构成自首。理由：

　　刑法第六十七第二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解释》进一步明确该规定的“本人其他罪行”必须是“不同种罪行”。对于“不同种罪行”问题，《意见》中有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该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还是不同种罪行，一般应以罪名区分。……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应认定为同种罪行。”本案中吴某在因转化抢劫被抓获后，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未掌握的其他盗窃罪行，抢劫罪和盗窃罪属于不同种罪名，符合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应当认定为自首。

　　三、比较上述两种意见，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 准确理解“不同种罪行”的含义

　　《意见》第三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如实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该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行属同种罪行还是不同种罪行，一般应以罪名区分。虽然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应认定为同种罪行。”据此，应当理解，如何认定“不同种罪行”，一般是以罪名区分，且以判决最后确定的罪名为准。特殊情况下，即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也应认定为同种罪行。对于选择性罪名，如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不难区分，主要是对“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的含义存在不同理解，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方面把握：

　　1、按照文义表述，“密切关联”是指事物相互之间的牵连和影响十分紧密，不可分割。①在法律上密切关联的犯罪，是指不同犯罪的构成要件有交叉或者不同犯罪之间存在对合（对向）关系、因果关系、目的关系、条件关系等牵连关系。例如，行贿罪和受贿罪，窝藏、包庇罪与被窝藏、包庇的行为人之前所犯的罪等。②在事实上密切关联的犯罪，是指不同犯罪之间在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手段）、对象、结果等客观事实特征方面有密切联系。如某人用炸药报复杀人，其因故意杀人被捕后，主动供述了其购买了较大数量硝酸铵等原料制造炸药的行为，其行为又构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与司法机关此前掌握的故意杀人罪不是同一罪名，但因其在供述故意杀人犯罪事实时，必须如实供述作为犯罪工具的爆炸物的来源，因而，其所触犯的两个罪名在事实上有紧密关联。

　　2、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可见，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只要与其所实施的犯罪事实有关，如起因、动机、时间、地点、目的、方法（手段）、结果等均是犯罪自然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犯罪嫌疑人均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如果涉及其中任何一个要素的行为单独构成另一犯罪，就应当认定涉嫌的两个犯罪在法律、事实上有密切关联，作案人均有义务如实交代。换言之，这两个不同的犯罪实质是同一犯罪过程中连续实施、衔接紧密的不同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供述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部分事实时，只有供述同一犯罪过程中密切关联的其他部分事实，才能认为是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如行为人因实施盗窃被抓后交代销售赃物的行为，因赃物是盗窃犯罪的犯罪对象和犯罪所得，行为人有义务如实交代其去向，行为人交代的销售赃物的罪行与公安机关已经掌握的盗窃罪行有密切关联。司法实践中，涉及人身、财产的犯罪，如在敲诈勒索、绑架、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案件中，行为人作案工具的来源、去向，被害人随身携带财物的下落等等，均是与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密切关联的事实。

　　（二）本案被告人吴某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他盗窃罪行，属如实供述“不同种罪行”，应以自首论

　　1、本案被告人吴某供述的盗窃罪与公安机关已掌握的抢劫罪，首先，毫无疑问是两个不同的罪名。其次，该两起犯罪，分别构成一个完整的犯罪过程，是两起互不相干、完全独立的犯罪，犯罪的时间、地点、对象、结果等客观事实特征方面均没有密切联系，同时，犯罪构成要件也没有交叉或者存在对合（对向）关系、因果关系、目的关系、条件关系等牵连关系。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只掌握吴某第一起抢劫犯罪事实，未掌握吴某其他盗窃犯罪事实，在讯问该案事实时，其他盗窃犯罪事实并不是吴某必须交代的内容，而且，即使被告人吴某没有交代盗窃犯罪事实，只交代抢劫犯罪事实，也应认定其如实供述抢劫犯罪而可以得到从轻处罚。因此，该两起犯罪在事实、法律上均无密切关联。

　　2、两种观点比较，第二种观点更符合立法精神

　　对转化型抢劫与其他罪行是否同种罪行，实践中有四种情形：一是供述司法机关已掌握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犯罪，又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他盗窃、诈骗、抢夺犯罪（其中转化型抢劫前行为与盗窃、诈骗、抢夺不同类的，明显属“不同种罪行”，在此不作分析，以下第二点同理）；二是供述司法机关已掌握盗窃、诈骗、抢夺犯罪，又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犯罪；三是供述司法机关已掌握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犯罪，又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他一般抢劫犯罪；四是供述司法机关已掌握的一般抢劫犯罪，又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犯罪。四种情形中，根据前文分析，行为人供述的两种犯罪在法律、事实上均无密切关联，前两种罪名不同，后两种罪名相同，究竟哪些是“同种罪行”， 哪些是“不同种罪行”？ 根据《意见》，认定“不同种罪行”，一般是以罪名区分，这是一般情况。特殊情况下，虽然如实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实供述的其他犯罪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犯罪属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应认定为同种罪行。这是一种限制解释，只有“罪名不同”但又是“选择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实上密切关联”的，才应认定为“同种罪行”。显然，后两种情形罪名相同，不符合此规定，应按照一般理解为“同种罪行”。由此可见，前两种情形罪名不同，在法律、事实上均无密切关联，应是“不同种罪行”。

　　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量刑制度。该制度的设立旨在鼓励犯罪人自动投案，一方面促使犯罪人悔过自新，不再继续作案，另一方面使案件及时侦破与审判。我国刑罚具有预防犯罪的目的，对于犯罪分子实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除对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以外，对于绝大多数愿意悔改自首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事实和具体情况，依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可以从宽处罚。假设，本案中被告人吴某未交代其他的盗窃行为，而是在转化型抢劫判决并服刑完毕后，主动到公安机关供述其他的盗窃行为，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被告人吴某的行为显然应认定为自首。本案中，被告人吴某在司法机关掌握转化抢劫犯罪事实过程后，主动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盗窃事实，相比其仅因转化抢劫被判刑并服刑完后才主动到公安机关供述其他盗窃犯罪，更具有主动性，悔罪更彻底，使整个案件得以及时侦破与审判，节约了司法资源，减少了办案成本，因而更应认定为自首，才符合自首制度设立的初衷。

　　综上，被告人吴某在第一起犯罪中抗拒抓捕而成为转化型抢劫，其因该案被抓获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其他盗窃罪行，不管是从司法解释的规定理解，还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考虑，均应认定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未掌握的“不同种罪行”，从而认定其为自首。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民法院）